牟步善

　　牟步善，1925年出生，嵐山區碑廓鎮人。1942年加入青年抗日先鋒隊，抗戰期間，活動于安東衛、嵐山頭、碑廓鎮一帶抗日前沿，參與多次反掃蕩作戰。1945年，牟步善任碑廓鎮鎮委書記；1963年，任日照縣委書記。

　　這些年，與“牟步善”三字聯系在一起最多的，是“茶”。只要綠茶的香氣還在日照的上空氤氳，牟步善的名字就不會被忘記。

　　50多年前的那個春日，老縣委書記牟步善眼神堅毅、發聲有力，于是，“南茶北引”的版圖里終于刻下了“日照”。如今，90歲高齡的老書記仍然記掛他的茶山。僅僅這一年的春天，老書記便又三上甲子山，只不過陪伴他的，多了一根木頭拐棍。

　　牟步善對日照的土地和人民有情，這份情源自骨血里的那份鄉情，也源自他對自己71年的黨員身份仍懷赤誠。牟老的心中，是共產黨的引領，才讓他這個“窮苦人家出身的孩子”有了幸運的一生。

　　1925年，牟步善出生于碑廓鎮的一戶貧困家庭中，他的少年時期，正逢抗日戰爭。當時的碑廓鎮是日照地區較為完善的敵后根據地之一，鎮駐地曾是八路軍115師師部駐地，羅榮桓、肖華、谷牧等首長就在這里工作戰斗。

　　“在老根據地成長的我，從小就接受中共的革命教育，對黨更是有種天生的親近感。”開青年大會、學唱革命歌曲、學習革命知識，對于年少的牟步善來講，革命教育很新鮮，也很令人神往。在他和伙伴心中，共產黨的部隊是“天軍”，是能解放勞動人民、能打勝仗的“天兵天將”，那是從小植根身體的信念，無法撼動。

　　1942年，17歲的牟步善加入青年抗日先鋒隊，正式以青年身份參與抗戰。

　　“那時的戰爭可以用‘艱苦卓絕’來形容，從1942年開始，敵人每年會對根據地發動多次掃蕩，企圖消滅我方在根據地的武裝力量，那時候我們的戰略就是‘敵掃我反’，你來掃蕩，我們就反掃蕩。”

　　1942年下半年，敵人為支援太平洋戰爭和南亞戰爭，開始推行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敵人綜合過去的“鐵壁合圍”“分進合擊”等手段，實施“拉網合圍”的“掃蕩”戰術，以強大的兵力呈網狀分布，多路、快速、梳篦式推進，構成若干個合圍圈，邊壓縮、邊搜索，力圖迫我于狹小地區聚而殲之。

　　面對敵人大規模的拉網式掃蕩，解放區的軍民以游擊戰等方式開展的反掃蕩戰爭重在靈活多變，避實就虛，曾被德國記者希伯曾撰文稱贊為“無聲的戰斗”。

　　在牟老的記憶中，1944年是反掃蕩斗爭最為殘酷的一年。

　　“那年秋天，我在警備團團部接受軍事訓練，期間，敵人對碑廓地區發動了一次大規模掃蕩，從村南一華里開始，拉網式向北開進。”這次掃蕩中，敵人甚至派出騎兵部隊，規模巨大。面對敵強我弱的局面，牟步善和戰友們果斷采取游擊作戰，以保存力量為出發點，一面開槍對敵人進行干擾，一面借高粱地的掩護快速突圍。

　　憑借對地形的熟悉，游擊隊員們一路向著繡針河行進。秀美的繡針河橫穿碑廓，沿岸高大茂密的松柏林無疑是“母親河”賜予戰士們的天然屏障。牟步善帶領戰友們快速鉆入樹林，以便稍作休整，商討下一步的作戰方案。

　　“那片松柏林很深，敵人在林間搜捕，刺刀被夕陽照著，煞白煞白的一道”，無法再做拖延，游擊隊員們當即決定過河，前往河莊，與駐扎安東衛北山的縣武工隊會合。

　　當天夜里，牟步善與戰友們趕到河莊，區委領導連夜開會商討，決定兵分兩路，向西南方從側翼插入敵后方，出其不意，保存根據地的武裝力量。

　　夜里的高粱地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為了不與戰友走散，隔一會就要拍拍手，靠“打點子”確認彼此的方向。

　　突圍策略是正確的，敵人追至北山時，游擊隊員們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回到敵后方。這次反掃蕩斗爭的勝利使根據地武裝力量得以完好保存，成功牽制了敵軍向正面戰場的軍事增補。

　　大規模的反掃蕩戰爭，僅在1944年就有3次。掃蕩頻繁時，游擊隊員一晚就要活動3、4次，隨時變更駐扎地點，防止敵人摸到規律后進行突襲。

　　牟老此時笑笑，回憶起游擊戰時的趣事。“有天晚上，好不容易盼到有頓好飯吃，下餃子，火生起來了，鍋支起來了，餃子也下鍋了，敵人從西南來了。大家都等著吃餃子呢，怎么辦啊？只能拿個筐把餃子撈進去，一邊撤退，一邊打槍，還從筐子里抓餃子吃，餃子還都不熟。”笑著笑著，他突然停頓，“能活著的人是幸運的，可是那兩千多萬犧牲的人呢？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苦難難以用語言描述，是殘酷的，針鋒相對的，面對面的。”

　　高粱地里響起的槍聲又一次回蕩在牟步善的耳畔，那片高粱的紅，是他心中鮮血的紅，青春的紅，黨旗的紅。幸存的人，見證著那片紅成為五星紅旗的紅，中華民族的紅，而另一些人，卻隨著那片紅高粱，遠去了。

　　90歲，本該是一位老人頤養天年的年紀，牟步善老人卻仍舊行進在他的“革命道路”上。牟老的心中，那團赤紅從未熄滅，依然熾烈。“人，永遠不能和歷史隔絕，對于過去，要重溫，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牟老這樣說。（此文原標題為“牟步善：黨旗下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