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正確領導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偉大成就的決定性因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偉大征程。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思想基礎。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搭建了基本框架。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周密部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并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又一次重大理論創新。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偉大征程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這一發展奇跡的決定性因素，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黨的正確領導的重要體現之一，是通過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研討重大改革問題、指明改革方向并提出切合實際的改革舉措與路線圖，推動我國改革開放一步步向前推進，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偉大征程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新的長征。會議《公報》提出，“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并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改革首先從農村起步。1978年末，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實行“大包干”，以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擴展至全國，有力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從1979年起，改革進一步推開：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調動農民生產和出售農產品的積極性；試行企業擴大自主權，國有企業開始具有一定活力；興辦經濟特區，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隨后，農村集市貿易陸續恢復，商品種類日益豐富，市場供應狀況迅速好轉。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率，靈活經營，靈敏地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需求，而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這一《決定》實現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思想基礎。市場化改革隨后迅速啟動。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此后，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新體制在各個領域迅速展開。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搭建基本框架

　　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同志的談話回應了來自改革實踐的呼聲。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正式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對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黨的十四大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具體化，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為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實現城鄉市場緊密結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互銜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城鄉居民提供同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這些主要環節是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確定后，我國市場化改革快速推進，并于20世紀末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經濟運行初步實現由計劃主導型轉為市場主導型。2001年末，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促進了我國對外經貿關系的大發展。改革的不斷深化，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指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路徑

　　為適應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加快的國際環境，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形勢，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注入強大動力，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提出的戰略部署，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綱領性文件。

　　《決定》提出，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決定》對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深化農村改革；完善市場體系等11個方面作出周密部署，提出具體措施。

　　2003年以后，改革繼續推進，取得積極進展。如2005年起，啟動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2006年起在全國范圍全面取消農業稅，等等。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和頂層設計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與之前幾次三中全會作出的都是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不同，這一《決定》是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表明，經過近40年改革發展，改革需要從主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擴展到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等改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最大亮點是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對20多年來沿用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提法的繼承和發展。為什么要作這種發展呢？第一，新提法更加確切和鮮明地反映了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支配作用，反映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即價值規律的內在要求。第二，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意味著凡是依靠市場機制能夠帶來較高效率和效益并且不會損害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都要交給市場。市場機制這只無形的手，促使各個市場主體遵從市場規則開展公平競爭，通過優勝劣汰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力。這正是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們有很好的條件使價值規律的作用更加充分地發揮出來，從而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第三，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意味著不重視政府作用，而是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進而改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當前，我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處于攻堅克難、啃硬骨頭階段。這就不僅要有改革的頂層設計，還要有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動。強有力的領導和推動是我國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的重要保證。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引下，經濟體制改革在各領域積極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主要領域改革的主體框架基本確立。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等等，為今后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