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避事平生恥”這句名言，是2015年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引用的。它的出處，是金末元初士人元好問的《四哀詩·李欽叔》。從題目就可以知道，這是元好問哀悼四位逝去的友人而寫的懷人之作。李欽叔就是被悼念的四位友人之一。

　　李欽叔，名獻能，金朝人，是貞祐三年（1215）的狀元。李欽叔資質甚高，博聞強記，同輩人中很少有超過他的。不過，他最為人稱道的還不是才學，而是他的人品。他對于人情世故無不洞察，世間所有的狡詐伎倆、陰謀詭計，他一眼就能看出，但從來不屑于使用。他是個典型的性情中人，勇于任事，朋友中誰有了什么麻煩事，他都會不遺余力地去幫助人家解決，哪怕自己身處險境也無所顧惜，因此在同輩人中享有極高的威望。

　　李欽叔之死，是死于國事。當時金朝占據中原，北面有蒙古，南面有南宋，局勢危如累卵。正大五年（1228），李欽叔任鎮南軍節度副使充河中帥府經歷官；正大八年，元軍攻破河中，李欽叔避難陜州，隨后就任陜府行省左右司郎中，又為陜府經歷官。天興元年（1232），陜州趙三三軍變，李欽叔被殺，時年42歲。除李欽叔外，元好問還有另外三位摯友（冀京父、李長源、王仲澤），也都在這一時期相繼死于國難。

　　“為官避事平生恥”雖然是元好問對于李欽叔為官生涯的總結與褒揚，但以為官避事為恥，卻是體現在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之中的。比如《荀子·臣道》就明確說：“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茍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謂之國賊。”《漢書·朱云傳》說：“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茍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

　　以江山社稷為重，以為官避事為恥，敢于任事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王陽明。當年王陽明在去福建任職、經過江蘇的路上，得知了寧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朝廷的驚人消息。此時王陽明的身份，只是一個過境的官員，身邊又沒有一兵一卒，對朱宸濠叛亂的事情，本來是可以不管的。但以社稷為重的王陽明，仍然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組織起了平定寧王之亂的行動。從當時的局勢出發，王陽明認為假如朱宸濠立刻攻打南京，則勝算很大，而一旦發生這種狀況，就很容易形成南北割據的局面。當務之急，是阻止朱宸濠攻打南京。但王陽明手中并沒有與朱宸濠作戰的兵力，為了拖住朱宸濠，贏得時間，他一方面偽造朝廷的檄文，假說已命令數十萬大軍討伐寧王，沿路務必及時供應糧草，這就極大地震懾了寧王；另一方面，他又偽造了朝廷給朱宸濠手下兩名心腹李士實和劉養正的密信，稱贊他們對朝廷的一片忠心，并巧妙地讓朱宸濠無意中“截獲”了這封密信，這就使得朱宸濠對兩人心生懷疑，拒絕了兩人勸其早日攻占南京的建議。如此一來，王陽明就獲得了寶貴的十幾天時間，而就在這十幾天中，王陽明招募起了一支不足三萬人的隊伍，而后就靠著這支臨時組織起來的隊伍，打敗了寧王的十幾萬精銳之師。本來可以不管的事情，為了社稷安危，王陽明管了。假冒圣旨以及沒有朝廷的授權而擅自招募軍隊是殺頭的重罪，但為了國家的安定，王陽明也做了。他把一個以國家為重、勇于任事的社稷之臣的形象和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相反，那些為官避事、尸位素餐的官員，則只能受到人們的唾棄。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權力的行使與責任的擔當緊密相連，有權必有責。看一個領導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沒有責任感，有沒有擔當精神。”今天的黨員干部就更當發揚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趨避之”的精神。如此才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無愧于自己的身份和我們所處的偉大時代。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