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這句名言，是2014年6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引用的。

　　這句話的出處，是當代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撰寫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其大意是：多種顏色交相輝映，在互相映襯下更加彰顯；各種聲音一起合奏，在彼此交響中達到平衡與和諧。

　　西南聯合大學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傳奇。這段傳奇，與中國的抗戰有很大關系。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平、天津很快淪入日本侵略者之手。為延續文化命脈，京津高校被迫大規模南遷，其中，清華、北大、南開奉命遷往長沙，合組為國立長沙大學；南京、上海失守后，又遷往昆明。1938年4月，三校正式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當年5月4日正式開課。國難當頭，中華文化命懸一線，當此之時，西南聯大匯聚并培育了一大批精英。翻看西南聯大師生名錄，錢穆、聞一多、吳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陳省身、朱自清、陳寅恪、馮友蘭、沈從文、陳岱孫、錢鐘書、華羅庚、費孝通……可謂群星燦爛；而其迸發出的民族精神，以及對民族與文化的熱愛之情，尤其令人感佩。1945年，隨著抗戰的全面勝利，西南聯大的戰時使命也宣告終結，三校師生遂重回故地，獨立教學。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在這次事件中，中華民族所遭受的苦難、付出的代價，以及在此過程中表現出的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都令人唏噓感慨，而西南聯大的歷史，則是抗日戰爭時期最為生動的文化注腳。抗戰勝利后，為紀念這一段苦難而輝煌的歲月，西南聯大師生樹碑為紀，并公推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撰寫碑文。馮友蘭先生慨然命筆，遂有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在這篇碑文中，馮友蘭先生回顧了西南聯大的艱難支撐和三校在此過程中親密無間的合作，并將其特殊意義歸結為四點，而其中的第二點就是：“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

　　從具體語境上來說，“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當然是形容抗戰期間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雖各有特色，但能夠無間合作，共同造就了西南聯大的一段佳話。但是，正像馮友蘭先生所說，西南聯大的特殊意義，尤在于它是中華民族命運的一個縮影和一段啟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文明古國，它亦古亦今，亦新亦舊，歷經磨難而終能浴火重生，正是《詩經·大雅·文王》中所說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了。那么，中國何以能如此呢？關鍵就在于中國的文化從來就不是單一、尚同的，從它的源頭開始，就具有和而不同、善于包容的特點。

　　中國文化的多樣性，首先表現在地域文化上。不同的景觀、生產生活方式、食物的來源等，無不受到環境的制約。中國自古就是大國，遼闊的疆域包括了許多不同的地理單元，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文化必然是復雜多樣的。早在春秋時期，處于不同地域的國家，形成了自己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這些地域文化特點，也為后世生活在這里的人民所傳承。

　　中國文化的多樣性，還表現在思想學術的多樣性。按照學術思想劃分，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思想流派至少有儒家、法家、墨家、道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盡管因為種種原因，中國的典籍遭受過嚴重的破壞，不少思想流派受到過打壓，但總體來說，這些學術流派基本上都傳承了下來。到了魏晉南北朝之后，佛教在中土的影響日益廣泛并日益中國化，這對中國文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文化的多樣性，還表現在它的歷史積淀特別豐厚。中國是世界上對歷史最為尊重的國家。中國的歷史，是世界上最為清晰的。

　　所有這些，都是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財富。這些豐富多彩的、差異性十足的文化因素在中華大地上共同存在，從而造就了中華文化的燦爛輝煌，也成為中華民族始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因素。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