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這句名言，是2014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指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新形勢下我國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面臨的威脅和挑戰增多，特別是各種威脅

　　和挑戰聯動效應明顯。我們必須保持清醒頭腦、強化底線思維，有效防范、管理、處理國家安全風險，有力應對、處置、化解社會安定挑戰。”習總書記在談到經濟工作、新疆工作時，也引用過這句名言，警示大家要保持憂患意識，看到那些還沒有出現但是可能出現的問題。

中華書局出版的《周易》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出自 《周易·系辭下》。《周易》是中國源頭性的文化經典之一，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極其崇高的地位。《系辭》的作者相傳是孔子，它概括和闡發了《周易》的基本思想，是闡述先秦儒家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要作品。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大意是：陷于危險的人往往是過去貪圖安逸的，滅亡的政權往往是過去自認為能夠保全的，動亂的國家往往是曾經治理還算適宜的。所以君子即使處在安全舒適的環境中也從來不忘記危機的存在，國家安然無恙的時候也警惕著滅亡的可能，社會安定也不會掉以輕心，這樣就能夠保全自身，保全國家。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體現出了《周易》中所包含的深切的憂患意識。實際上，《周易》中的“《易》之興也，其有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也是已知“憂患”一詞最早出現的地方。那么憂患意識是什么呢？我們可以說，它是“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生活安樂的時候也不忘記潛在的危險，順風順水的時候也知道還有失敗的可能；它也是超越一己安危的、對國家與民族前途命運的深切關懷，是擺脫“一姓之興亡”，關照“萬民之憂樂”的心胸。

　　中華民族向來是一個具有憂患意識的民族，中國向來是一個具有憂患意識的國家。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源于天道，也源于人事。上古時期，洪水、野獸、瘟疫隨時威脅著人類的生命，憂患意識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出來。那些上古的神話，比如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女媧補天等，都表現出了深切的憂患意識。進入文明社會之后，人們所要憂患的東西就更多了。從文明的大環境來說，中華文明是典型的“大河文明”，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一方面孕育了我們燦爛的文明，是我們生存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時常泛濫，給兩岸的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另外，中國自古就是大國，疆域遼闊，而遼闊的疆域也就意味著發生自然災害的幾率會顯著增加。這是“天道”。而從“人事”來講，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在這片土地上上演過太多興衰存亡的故事，這些事件無不激起后世對于自身命運的反思。

　　正因為如此，憂患意識便在中國文化中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居安思危已經成為我們祖先生存的法寶。《周易·震卦》說：“草木不經霜雪，則生意不固；人不經憂患，則德惠不成。”植物受過傷的地方容易成為最堅固的部分；一顆飽經憂患淬煉的心，更容易成為閃耀著勇敢堅毅光芒的心。這是上古三代憂患意識的遺留。

　　先秦時期，憂患意識在中國文化中有了更加豐富的表達。《左傳·昭公四年》說：“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說的是多難興邦的道理。災難是任何人、任何國家都不愿意遇到的事情，但是“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在災難的磨礪下，意志常常會更加頑強，步伐常常會更加堅定。孟子說：“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告子下》）憂患實際上是問題的外顯，它提示我們，要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徹頭徹尾的安逸是不存在的，而“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既然已經知道憂患意識對于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那就必須作出努力，主動走出安樂的小圈子，不斷提高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先秦之后的士大夫、知識分子乃至廣大勞動人民，更是把憂患意識發展成更深更廣的文化性格。唐太宗李世民目睹隋朝滅亡時候的亂象，在心中時刻保持著清醒的憂患意識，他“每每以隋相警惕，不敢驕縱荒佚，而成治世”。陳子昂一生坎坷，他的憂思卻超出自身苦難的范圍，“圣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目光所到之處盡是蕓蕓眾生。安史之亂后，盛極一時的唐朝走向動亂和衰頹，詩人們目睹時事，滿心憂患。面對滿地的難民和傷兵，杜甫“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而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更是把傳統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寫到了極致。

　　而歷史也一再用生動的例子，反復告訴我們“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

　　杜牧有句很有名的詩：“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嘲諷執政者不懂亡國喪家的恥辱。這里面所說的“后庭花”是一首叫《玉樹后庭花》的曲子，以極其輕佻浮艷的口吻講述了宮中花天酒地的生活，作者是著名的亡國之君陳后主。據《陳書》記載，陳后主整天渾渾噩噩，陳國已經“政刑日紊,尸素盈朝”，他依然沒有任何擔心。甚至在隋兵打過來的時候，他還在和賓客寫詩，還說隋軍絕對打不過長江來。直到韓擒虎大軍打到城下，他才匆忙拉著正在陪自己喝酒的愛姬張麗華等人躲進井里，最后被生擒。正所謂“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杜牧《臺城曲二首》）。這一對比，將陳后主貪圖享樂、無視危機的形象刻畫得入目三分。

　　還有后唐莊宗李存勖。剛開始，李存勖殫精竭慮，迅速中興后唐。但中興后滋潤的生活慢慢讓李存勖覺得江山已經永固。他開始寵信伶人，甚至涂著粉跑到戲臺上，親自演出。最終國家崩潰，他自己也被伶人帶領的士兵所殺。這大概就是歐陽修所說的“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伶官傳序》）吧。曾經無數次在生死一線的刀光劍影中凱旋，卻死在中興后的歌舞升平中，那曾經的功業又有什么意義呢？只能是和同樣荒唐的陳叔寶一樣，讓”門外樓頭“（《桂枝香·金陵懷古》）的悲恨成為后人議論的材料而已。當代豈無前代事，座中常有戲中人，不知道李存勖登臺演出或者臺下觀演的時候，有沒有試過前代興亡的戲份？有的話，心里難道就真的毫無憂慮嗎？

　　所以，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而忘亂，都是取禍之道。要想保護自身的安全，要想維持政權的平穩運行，就必須時刻保持憂患意識。

　　時代發展到今天，憂患意識對現實社會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就是憂黨、憂國、憂民意識，這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擔當。”這是根據現實情況提出的務實新要求。國際局勢風云變幻，國內發展也面臨諸多挑戰，清醒的頭腦和底線意識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必須時刻保持的紅線。問題不會因為你看不到它或者不去想它就不存在，如果被一時成就或者表面現象所迷惑，沉溺于暫時的安逸中，逐漸丟掉最基本的底線，那么后果將無法想象。

　　對于國家來說是這樣，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也是這樣。古人講：“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就是在警示我們，平時就要多做準備以應對不時之需，不要沉迷于一時享樂，否則一旦出現問題，就會手忙腳亂，無所適從。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