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指出：“‘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理想信念的堅定，來自思想理論的堅定。認識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衛真理，是堅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的出處，是《呂氏春秋·季冬紀》中的《誠廉》篇。

　　《呂氏春秋》是秦國丞相呂不韋召集門客撰寫的一部著作。呂不韋（前292—前235），姜姓，呂氏，名不韋，衛國濮陽（今河南安陽滑縣）人。戰國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國丞相。他幫助和扶植秦國質子異人（后更名子楚）進入秦國的政治核心。異人繼承王位，即秦莊襄王，他拜呂不韋為相國，封文信侯，食邑十萬戶。莊襄王去世后，嬴政（也就是后來的秦始皇）繼位，呂不韋為相邦，號稱“仲父”，權傾天下。公元前239年，呂不韋召集門客，編撰完成了《呂氏春秋》。此書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26卷，160篇，20余萬字，它“兼儒墨，合名法”，匯集了先秦各家學說，故史稱“雜家”。書成之后，呂不韋十分自信，認為此書包括了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足以與《春秋》相比肩，所以號稱《呂氏春秋》。他還將《呂氏春秋》懸于國門，聲稱能改動一字者賞千金，這就是成語“一字千金”的來歷。

　　具體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一句的出處《誠廉》篇，是一篇談品格操守的短文。作者以伯夷、叔齊兄弟為例，贊美了那些寧可死去也不愿改變操守，讓自己的品行受到玷污的志士仁人。伯夷和叔齊是商朝末年孤竹國君的兩個兒子，父親死后，他們不愿為爭奪王位互相傷害，就去投奔周文王。等他們到了周地，文王已死，武王伐紂，天下歸周。伯夷、叔齊認為這是一種以暴易暴的行為，是道德的衰落，就不食周粟，去首陽山隱居，最終餓死在那里。在作者看來，伯夷叔齊兄弟，人可以死去，但他們身上所具有的那種高潔的品性，卻是誰都無法奪走的。所謂“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猶此也”。意思是：石頭可以打破，但不能改變它的堅硬；朱砂可以磨碎，但不能改變它的朱紅。堅硬和朱紅，是石頭和朱砂的本性。本性這個東西是先天的，不是可以任意擇取的。潔身自好的豪杰之士，就像石頭和朱砂被打破、磨碎，也不能改變其堅硬和顏色一樣，他們是寧死也不愿玷污自己的名節的。

　　其實，在中國典籍中，與《呂氏春秋》這句話相類似的表述還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論語·陽貨》中孔子所說的“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意思是：不是說堅硬嗎？受打磨也不會變薄。不是說潔白嗎？受到污染也不會變黑。孔子以白玉自比，表明了自己即使生在污濁的亂世，也不會被污染的高潔品性。所有這些，都表明了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具有的一個特點，就是對名節操守的重視。正因為有這樣的美好傳統，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凡是那些能夠持堅守正的志士仁人，都會受到人們的尊重而流芳百世；凡是那些蠅營狗茍的奸邪之徒，都會受到人們的唾棄而遺臭萬年。

　　這個美好的傳統，在一塊叫做“正氣硯”的傳承上，得到了最為光輝動人的體現。

岳飛塑像

　　民族英雄岳飛，對孔子顛沛流離而不改初心、身在亂世而不肯同流合污的品行極其敬仰，將“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凝縮成“持堅守白，不磷不緇”八個字，鐫刻在自己隨身攜帶的一方端硯上，時時砥礪自己，終成一代英雄。他為宋朝建立了不朽的功業，但為奸臣昏君所構陷，在獄中受盡折磨。但無論面對怎樣的酷刑，他都不肯屈招一字以自污清白，在奸臣給他準備的所謂“供狀”上，他只留下了八個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他一生以“持堅守白，不磷不緇”自我砥礪，而他的光輝事跡與人品，也賦予了“持堅守白，不磷不緇”以更豐富、更為人感佩的內容。

　　岳飛死后一百年，這塊硯臺被愛國詩人謝枋得得到。他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就是我們現在都很熟悉的文天祥。文天祥知道謝枋得有這塊硯臺，也很是喜歡。謝枋得向來很敬重文天祥的氣節人品，在得知文天祥起兵抗元的消息后，就忍痛割愛，把這塊硯臺寄給了文天祥，鼓勵他以岳飛為榜樣，殺敵報國。文天祥得到這塊硯臺，大喜過望，還專門寫了一首硯銘刻在硯石的背面：“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以及一段說明硯臺來歷的題記：“岳忠武（即岳飛）端州石硯，向為君直（即謝枋得）同年所藏，咸淳九年（1273）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這塊硯臺，從此就伴隨在文天祥的身邊。以此硯磨墨，文天祥寫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唱；以此硯磨墨，他寫下了“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的正氣之歌。

　　一塊鐫刻著先賢教誨的硯石，輾轉為三個民族英雄所有，這塊被后世稱為“正氣硯”的國寶，將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歷久彌堅的偉大品格，演繹得蕩氣回腸，令人感佩不已。

　　在中國歷史上，像岳飛、謝枋得、文天祥這樣以氣節人品彪炳史冊的人還有很多。比如蘇武，他在天漢元年（前100）奉命以中郎將持節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貴族多次威逼利誘，想讓蘇武投降，但都被蘇武拒絕。后來匈奴貴族又將他遷到北海（今貝加爾湖，一說甘肅民勤）邊牧羊——這些羊全都是公羊——匈奴人說，如果蘇武有本事讓這些公羊生了小羊，就可以釋放他回國。蘇武一個人在北海，與他相伴的，除了手中所拿的那根漢朝的符節，就是那一群公羊。渴了，他就吃一把雪；餓了，他就挖野鼠收集的野果充饑。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符節上掛著的旄牛尾裝飾物都掉光了。蘇武在匈奴受難十九年，終于在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回到了長安。蘇武出使的時候剛四十歲，等到回來的時候，頭發和胡須都已變成白色。

　　為什么這些志士仁人可以活得如此光明磊落，大氣磅礴？說到底，是因為他們找到了生命的意義。以伯夷叔齊兄弟而言，這個意義是他們所堅持的做人操守；在孔子而論，這個意義是要讓仁義道德大行于世；在蘇武、岳飛、謝枋得、文天祥而言，這個意義是對自己國家民族的眷戀與忠誠。每個人所找到的意義可能不同，但有一個超越于自身利益乃至生命之上的高遠美好的東西，則是完全一致的。有了這個東西，就像孟子說的，他就會被一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所充滿，整個人都不一樣了，他的生命就會放射出一種動人的光芒。

　　如果說這些志士仁人用他們的言行為我們做出了榜樣，那么現代心理學的發現則為我們解釋了其中的科學依據。著名心理學家、意義療法的開創者弗蘭克，在《活出生命的意義》一書中，以大量的數據、案例揭示出，人類對生命意義的追求是其主要的動機，努力發現生命的意義是人類最主要的活動。人類對于意義的需求極其強烈，甚至可以說人類根本就無法忍受沒有意義。

　　幾年前，法國曾經做過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89%的人承認需要有“某種東西”才能活下去。另外，有61%的人認為自己生活中確實有某種東西或者某個人是自己愿意為之犧牲生命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社會學家還對48所7948名大學生做過一次統計調查，當問到什么是你目前最主要的事情的時候，有78%的人回答說是“要找到生活的目的和意義”。弗蘭克用他的研究為我們揭示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他總是志向于某事物或某個人——不論是作為有待實現的意義還是需要面對的人。人越是忘記自己——投身于某種事業或者獻身于所愛的人，他就越有人性，越能實現自己的價值。人，能夠為了自己的理想和價值而活，甚至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意義對于生命的重要性，其實我們在生活中都是有所體會的。比如我們辛勤工作、撫育子女的時候，苦和累都是在所難免的，讓我們堅持下來的，其實是這些辛勤付出背后的意義。我們和那些英雄的差別，就在于普通人為自己找到的意義往往近切，而那些志士仁人為自己找到的意義更為宏大而長遠。在這一點上，我們是需要向那些品行高潔的仁人志士學習的——因為生活不是眼前的茍且，還有詩意和遠方。當你的生命被那些遠大的意義所充滿的時候，你的人格就會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光輝，你的生命就會具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剛強。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