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這句名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引用的。這句話的出處是《論語·為政》。原文是：“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孔子說：人要是不講信用，不知道他還能做什么。就像大車沒有了輗，小車沒有了軏，它靠什么行走呢？”“輗”和“軏”是古代車子上連接車轅和車軛的插銷，大車的叫“輗”，小車的叫“軏”。沒有了輗和軏，車子是不能行走的，孔子用“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來形容一個沒有信用的人，意思很明顯，就是這樣的人，在社會上是無法立足，也無法成事的。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出處就是這樣。這不是孔子第一次談誠信。實際上，在《論語》中，“信”字共出現了38次，用在“誠實不欺”這個意義上的有24次。通觀《論語》，在孔子的觀念中，誠信的要義有三：

　　第一，它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修養，所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沒有誠信的人，簡直就不配做人；

　　第二，它是與他人交往的基本準則，只有誠信，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也才能成事，所謂“信則人任焉”；

　　第三，它也是治國理政的根本原則。據《論語·顏淵》記載，子貢向孔子請教如何治國，孔子說要做到三點：“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就是足夠的糧食、足夠的軍隊，以及百姓的信任。子貢問，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項，先去掉哪一項呢？孔子回答：“去兵。”子貢又問，如果再去掉一項呢？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以來人總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對統治者不信任，那么這個國家就不能存在下去了。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可見，在孔子看來，得到百姓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

　　正因為孔子對于誠信的強調，所以“信”也就與“仁”“義”“禮”“智”一起并稱為“五常”，成為儒家最高的倫理道德規范之一。在儒家看來，誠信是一個人的根本。一個真誠的儒者，不僅自己以身作則，還要時刻注意以自身的行動來教育子孫。比如“曾子殺彘”。曾子的妻子要去集市，兒子哭著也要跟去。妻子說你在家里等著，我回來就殺豬給你吃。兒子于是留在家里。妻子回來，曾子就動手準備殺豬。妻子連忙阻止，說自己不過是和兒子開玩笑罷了。曾子說：“不可以與兒子開玩笑。兒子什么都不懂，他只會學習父母的行為，聽從父母的教導。現在你欺騙了他，這就是在教育他欺騙人。母親欺騙兒子，兒子就不會再相信他的母親了，這不是正確教育孩子的方法啊。”于是曾子就殺豬給孩子吃了。

　　在先秦諸子中，是不是只有儒家對誠信如此看重呢？不是的。對“信”的強調，乃是先秦諸子的共識。比如管子說：“誠信者，天下之結也。”墨子說：“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韓非子也說：“巧詐不如拙誠。”《呂氏春秋》甚至將誠信上升到了“天道”的高度：“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見《呂氏春秋·貴信》）簡單來說，就是誠信乃是天地運行的根本法則，天上日月的東升西落，季節的寒來暑往，都很守信用；大地則隨四時的變化生養萬物，也很有信用。既然誠信是天地運行的根本法則，人類的行動難道能違背嗎？

　　這些思想家們是用自己的筆說出了誠信的重要，而歷史也已證明，他們說的乃是真知灼見。小到個人，大到政府，如果能做到誠實不欺，就會得到他人的信任與支持；如果言而無信，背信棄義，最終則會落得一個悲慘的下場。

商鞅立木為信的雕像

　　正面的，我們可以舉出商鞅立木。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變法。當時處于戰爭頻繁、人心惶惶之際，為了樹立威信，推進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門外立一根三丈長的木頭，并當眾許下諾言：誰能把這根木頭搬到北門，賞10金。圍觀的人不相信如此輕而易舉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賞賜，結果沒人肯出手一試。于是，商鞅將賞金提高到50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終于有人站出來將木頭扛到了北門。商鞅立即賞了他五十金。商鞅這一舉動，在百姓心中樹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來的變法就很快在秦國推廣開了。新法使秦國漸漸強盛，為其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反面的，我們可以舉出“烽火戲諸侯”。周幽王有個寵妃叫褒姒，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臺上點起烽火——烽火是邊關報警的信號，只有在外敵入侵需召諸侯來救援的時候才能點燃。結果諸侯們見到烽火，率領兵將匆匆趕到，才明白這是君王為博寵妃一笑的花招，于是憤然離去。褒姒看到平日威儀赫赫的諸侯們手足無措的樣子，終于開心一笑。五年后，外敵大舉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諸侯未到——誰也不愿再上當了。結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虜。

　　先秦諸子，為后世中國的文化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們對于誠信的看法，也深刻地影響著后人的思想和行動。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談到了知人的七條標準，“期之以事而觀其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條?！敦懹^政要·誠信》說：“德禮誠信，國之大綱。”武則天的《臣軌》中說：“故君臣不信，則國政不安；父子不信，則家道不睦；兄弟不信，則其情不親；朋友不信，則其交易絕。夫可以為始，可與為終者，其唯信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總之，在中國漫長的文明歷程中，誠信成為所有正直誠實、進取勇敢的中國人立身處世的支撐點，也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每個成員應當遵守的道德準則，而且內化為中華民族的深層道德意識，成為中國人立身興國的根本。

　　為什么中國傳統文化對誠信如此看重呢？這與人類的本質屬性以及中國過去幾千年的生產生活狀況有密切的關聯。人類的本質屬性就是社會性。也就是荀子指出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既然是協作，就需要基本的倫理道德規范。“誠信”作為一種道德品質，早在原始社會就已經產生了。那時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個體只有全心全意依賴血緣群體才可能維持基本生存，這種彼此的依賴就產生了天然的對于血緣群體的誠信。進入農業社會之后，由于農本經濟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封閉的內向經濟，受狹隘的時空和交往的局限性的制約，人們依賴于家族親情紐帶和“熟人社會”進行生產、交換和消費。人們在一個知根知底的熟人世界里生活，并因此形成維系這一熟人社會的誠信及其他道德原則和規范。

　　那么，這是不是說“誠信”這種古老的道德品質在現代化的今天就已經失效了呢？恰恰相反。不但沒有失效，而且適用的范圍變得越來越廣泛。原因很簡單，因為協作的范圍變得越來越大了。當然，這其中也有變化，那就是近現代市場社會，誠信以契約為基本特征。近現代社會與傳統農本社會的一個本質區別在于從身份到契約、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從人身依附到人身獨立。近現代市場經濟是一種以交換為主要方式，連接生產和消費的開放的外向型經濟，它斬斷了人與人之間的血緣親情紐帶，打破了傳統的地域限制，使“熟人社會”進入到“陌生人的世界”。在這樣的社會中，商品交換的誠信只能依靠契約與合同，并在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下展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誠信規范從潛意識形態發展為顯意識形態，并且日趨明朗和具體，成為調節社會關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準則。

　　而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人類的協作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誠信更加成為一個人社會生存的首要品德。在這個萬物互聯的時代里，每個人都成為網絡的一個節點。而作為一個網絡節點，最大的美德，不是能力強，而是可靠，是值得信賴。而要做到可靠、值得信賴，你就必需要做到兩點：一是讓合作伙伴清楚地知道你的能力邊界，讓他們能確定在什么情況下可以找你，你能夠把問題解決到什么程度；二是在做事時，你必需做到“凡事有交代，件件有著落，事事有回音”，隨時保持和網絡的高效鏈接。這兩點，實際上都包括在“誠信”的范圍之中。而越是可靠的節點，吸引到的鏈接就越多，你的價值也就越大。在這一點上，孔子用“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來形容一個沒有誠信的人，是富有象征意味的：“輗”和“軏”本身雖然不為車子提供動力，但卻是連接車轅和車軛的關鍵；誠信雖然本身不是一種能力，但它卻是把你和他人、組織連接起來的關鍵，沒有了誠信，就算你本事再大，也無法在社會上立足、成事。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