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這句名言，是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引用的。其中的“知”，通“智”，智慧的智。意思是說，聰明人會根據時代的變化而改變策略，有智慧的人會隨著世事變化的情況而制定法則。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的出處，是西漢桓寬《鹽鐵論》的第十二篇《憂邊》。

中華書局出版的《鹽鐵論》

　　《鹽鐵論》是中國經濟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書籍。它是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那次著名的“鹽鐵之會”的會議記錄。在那次大會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全國各地招來的賢良文學60余人，就當時國家的一些大政方針，尤其是經濟政策，比如鹽鐵專營、酒類專賣和平準均輸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總體來說，賢良文學站在民間的角度，對漢武帝以來以鹽鐵專賣為代表的許多政策進行了抨擊；而桑弘羊則代表官府舌戰群儒，對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進行了辯護。因為鹽鐵專營問題最為突出，是會議的首要議題，所以后人就將此次大會稱為“鹽鐵之會”。

　　講到這里，我要解釋一下為什么鹽和鐵這兩種東西這么重要。先說鹽。鹽的稅收，是大部分封建王朝賴以生存的經濟支柱。原因很簡單，鹽這種物品太特殊了。它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社會需求量大，消費彈性極小，而且成本很低。在封建社會大部分生產和生活資料自給自足的情況下，鹽卻不可能自給自足，必須從外界獲得，只要控制住了生產源頭，就可以寓稅于價，在百姓尚能接受的范圍內提高價格，大量掠奪民間的財富了。鐵的情況與鹽類似，但重要性要弱于鹽，所以有的朝代實行專賣，有的朝代則視為一般商品。鹽鐵由國家專營，據說始于管仲，但明確實施，則始于漢武帝時期的桑弘羊。

　　這場辯論會的三十年后，桓寬根據當時的會議記錄，并經與會儒生朱子伯的幫助，自己又加潤飾補充，整理成《鹽鐵論》一書。該書共60篇，每篇根據其內容各有題目。書中兩派人物的觀點針鋒相對，互相駁詰間，有如兩刃相割，時或閃現出思想與智慧的光芒，不時穿插人物的動作與神情，彷佛又將我們帶回幾千年前那唇槍舌戰的辯論現場。全書雖然字數不多，但幾乎涉及到了漢武帝一朝的經濟政策及相關的政治、軍事、文化思想等全部重大問題，且要言不煩，對于我們了解西漢乃至整個封建王朝的經濟、政治運作都大有裨益。

　　具體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所出自的《憂邊》一篇，討論的是軍費開支是否能夠成為鹽鐵專賣的理由。桑弘羊認為，邊境戰爭需要大量的開支，所以鹽鐵政策不能少。況且鹽鐵制度是先帝漢武帝起就實施的政策，難道你們想損害他的圣德嗎？而賢良文學的意見則是：回到禮義，人民自然安定，國家自然富裕。現在天下統一，只要我們對匈奴實施仁義，北方落后民族自然心向中央，所以政府不需要鹽鐵專賣來獲得額外的收入。另外，改變先帝的政策并不意味著對先王圣德的損害，所謂“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根據具體情況的不同而制定相應的政策，把國家治理好，才是對先王最大的尊重。

　　這次辯論的結果如何呢？按照桓寬的記載，桑弘羊主動向賢良文學求和解，所以應該是賢良文學贏了。會后，酒類專賣被取消，但鹽鐵專賣卻一直保留了下來。

　　鹽鐵大會上的唇槍舌戰已經消歇了，但“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卻一直閃耀著智慧的光芒。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已經證明，歷史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誰能夠順應時代，做出調整，誰就能夠獲得成功；誰不能順應歷史潮流，泥古不化，或故步自封，誰就不會有好的結果。

　　正面的例子我們不需要別舉，召開這次“鹽鐵大會”的漢昭帝與輔政大臣霍光，就是現成的例子。

　　武帝死后，漢昭帝和霍光必須面對的，就是漢武帝的政治遺產。武帝時代的內外政策，以對外開邊征伐為第一原動力。這當然有其不得已與合理之處。但接連用兵四夷，特別是遠征匈奴，也逐漸導致了朝廷財政的大量虧空。到元狩四年，衛青、霍去病遠征漠北后，已經陷入“財匱，戰士頗不得祿”（《史記·平準書》）的尷尬境地。在這種財政緊張的狀況下，漢武帝一方面采用桑弘羊的建議，對鹽鐵酒等物資實行專營，另一方面，又設立許多名目，對百姓尤其是工商階層橫征暴斂。特別是“算緡”，更是接近明目張膽的掠奪。按照“算緡令”的規定，商人要繳納資產稅，每兩千錢要繳納120錢。如果不按照規定繳納，一經舉報，舉報人可以得到被舉報人一半的家產，其余充公。這一紙“算緡令”，幾乎讓中產之家全部破產。這種殺雞取卵的危險措施，嚴重挫傷了工商業者的積極性，讓天下“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外事征伐、內興聚斂，造成民生不安，違法者眾，于是又不得不任用酷吏以鎮壓。這樣，漢武帝死后，留下的是一個表面華麗，內里卻千瘡百孔的大漢王朝。

　　霍光作為第一輔政大臣，在權力基本穩定之后，就要糾正漢武帝當年的一些不當行為，但以桑弘羊為代表的一些守舊大臣并不太贊同。漢昭帝和霍光在權力穩定后召開“鹽鐵會議”，利用儒生所反映出來的民意為輿論先導，既打壓了以桑弘羊為首的一批不愿意改革的守舊派官僚，也為此后一系列政策的轉變做好了輿論和人心上的鋪墊。在這次會議之后，雖然沒有也不可能廢除鹽鐵的專營，但畢竟廢除了酒類專賣，給民間工商業多了一條賺錢的門路。此后更是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將公田給貧民耕種，貸給農民種子、口糧，免除部分賦稅、徭役，降低鹽價，與匈奴保持友好關系。這些措施符合賢良文學提出的“行仁政，以德治國”的意見，所以也受到儒家知識分子的廣泛歡迎。因為內外措施都處理得當，漢武帝后期遺留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控制，西漢王朝衰頹的趨勢得以扭轉，“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在“文景之治”后，昭帝又和他的繼任者宣帝一起開創了“昭宣中興”，使得西漢王朝又出現了幾十年和平興旺的景象。

　　反面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王莽。之所以是王莽，是因為王莽和霍光一樣，都是漢室的外戚，面對的都是問題重重的社會局面。但王莽的改制，卻不像霍光與漢昭帝那樣因時而變、隨事而制，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相應的調整，而是以《周禮》為藍圖“托古改制”，在生產力、生產經濟狀況已經完全和周朝初年不一樣的狀況下，向著這部儒家經典所描繪的遠古理想社會大踏步地倒退。王莽的改制，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食古不化”。他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建立五均賒貸（貸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權力平衡物價，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刑罰、禮儀、田宅車服等儀式，也要恢復到西周時代的模式。

　　結果可想而知。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啊。已經被歷史淘汰的舊制度，怎么可能解決社會發展遇到的新問題呢？由于政策多迂闊不合實情，這就使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且時常朝令夕改，這就使官吏不知所云，無所適從。王莽的改制，不僅沒有挽救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反而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的結果，就是天下大亂，他自己也被殺身死，梟首示眾。

　　霍光與王莽，兩人同是外戚，同是權臣，當他們登上權力的巔峰時，手里的牌是差不多的。但一個懂得“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的道理，將漢室帶到了一個新局面，自己也名垂青史；另一個則食古不化、死守著教條，最終身死國滅，成為千古笑談。個中道理，值得深思。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