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句名言是2016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知識分子、勞動模范、青年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時引用的。習總書記說：“天下為公、擔當道義，是廣大知識分子應有的情懷。我國知識分子歷來有濃厚的家國情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些思想為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所尊崇。”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出處，是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的《岳陽樓記》。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慶歷三年（1043），他出任參知政事（相當于宰相），發起“慶歷新政”。新政受挫后，范仲淹被貶出京，歷知邠州、鄧州、杭州、青州、潁州。皇祐四年（1052）逝世，追贈兵部尚書、楚國公，謚號“文正”，世稱范文正公，有《范文正公文集》傳世。。

　　《岳陽樓記》這篇膾炙人口的千古佳作寫于慶歷六年（1046）九月，是應好友滕子京之請而作的。滕子京被貶謫到巴陵郡，在他的主政下，巴陵郡很快政和人通，面目為之一新。公務之余，滕子京又重修了岳陽樓這座名勝古跡。樓修好后，滕子京向范仲淹求文來紀念這件事。范仲淹欣然命筆，于是就有了這篇膾炙人口的名篇。文章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寫重修岳陽樓的緣由；第二部分寫岳陽樓的景色以及給人的感受；第三部分也就是引文所出自的部分，是從普通人的“覽物之情”引申到“古之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遠之境，表達了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家國情懷。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大意是：啊！我曾經探求古時那些仁人志士的情感，他們的心情，大概是不會隨天氣的陰晴而變化吧！為什么呢？因為他們的心是不會隨著外物的好壞以及自己的得失榮辱而悲喜的。他們在朝廷上做官，就為百姓擔憂；身在江湖，就為君王擔憂。在朝廷做官也擔憂，在僻遠的江湖也擔憂。既然這樣，那么他們什么時候才會感到快樂呢？他們一定會說：“我的憂慮在天下人之前，我的快樂在天下人之后吧”。啊！沒有這種人，我又能和誰同道呢？

　　《岳陽樓記》最后這段文字雖然不長，但卻是整篇的精華所在，特別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乃是中國士人所能唱出的最為高亢而嘹亮的聲音，具有千古不滅的價值。

　　言為心聲。范仲淹之所以能寫出這樣的文字，是因為他所具有的那種圣賢情懷。他本人確實就是那種把天下人的憂慮放在自己之前，把自己的快樂放在天下人之后的那種人。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雖然是因《岳陽樓記》而聞名天下的，但實際上，它早就成為范仲淹自我激勵的座右銘了。和他同時的另一位文學家歐陽修在為他寫的碑文中說，范仲淹從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

范仲淹紀念館中的牌樓，上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一語

　　為了實現在即的抱負，青年時代的范仲淹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宋代釋文瑩的《湘山野錄》記載：“范仲淹少貧，讀書長白山僧舍，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兩塊，斷齏數十莖啖之，如此者三年。”讀書困了，累了，就用冷水洗把臉，繼續苦讀，直到深夜。為了節約時間，有好幾年他睡覺的時候都是不脫衣服的。

　　范仲淹是一個“不忘初心”的人。他做官之后，用自己全部的精力，踐行著自己年輕時許下的諾言。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范仲淹后來官至宰相，是從地方官一步步腳踏實地地干上去的。他曾經在很多地方為官，可以說每做官一任，必定要造福一方，凡是他從政過的地方，人民都感念他的德澤，尤其是邠州和慶州的百姓，與歸附宋朝的外族人民，都畫了他的肖像，給他立生祠紀念。當范仲淹離世的噩耗傳到各地，人們深為嘆息；西夏甘、涼等地的少數民族羌族，數百人來到祠堂，像死去父親一樣痛哭哀傷，且齋戒三天才散去。

　　在朝廷為官時，他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自勵，敢于秉公苦諫，糾補朝政闕失，時有奮不顧身之舉。后來為相，主持“慶歷新政”，范仲淹給朝廷“條奏當世務”，提出了系統的政改方案，體現出他的遠見卓識。他光明磊落，不徇私情，在考察官員的時候，凡是不合格的，都一筆勾去。有人表示惋惜，說你這一筆勾下去，一家人就得痛哭流涕啊。范仲淹的回答是：“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意思是說：一家人哭總比一省人傷心痛哭要好些吧！《宋史》本傳評價他的改革舉措，是“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倖濫，考復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

　　范仲淹的道德文章，獲得了千古的尊重與崇敬。紀曉嵐說他“行求無愧于圣賢，學求有濟于天下，古之所謂大儒者，有體有用，不過如此”。

　　在中國歷史上，像范仲淹這樣心懷天下、公而忘私的，可以說代不乏人。比如西漢名將霍去病。元朔六年（前123），年僅18歲的霍去病以校尉的身份，跟隨他的舅父名將衛青出征。他率領800騎兵長途奔襲，斬獲匈奴2000余人，戰功冠于全軍，被漢武帝封為冠軍侯。在元狩二年（前121）、元狩四年（前119）與匈奴軍的戰斗中，霍去病顯露出杰出的軍事才能，共斬俘匈奴10萬余人。漢武帝論功行賞，下令給他建造府第，但霍去病拒絕了。他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匈奴還沒有滅掉，我要家做什么？這句洋溢著愛國激情的名言，世世代代激勵著后人。

　　唐代詩人杜甫，當自己的茅屋被秋風毀壞，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天下的寒士，唱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宋代詩人陸游，一生為光復失地、重整山河而奔走號呼，殫精竭慮，置生死榮辱于度外。即便在病患之中，仍然對國事念念不忘：“病骨支離紗帽寬，孤臣萬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

　　又如近代的林則徐，在虎門海灘上當眾銷毀鴉片煙。林則徐的禁煙，本是正義的行為，但鴉片戰爭失利，林則徐遂橫遭誣陷，被發配新疆。在出發前，他寫下了《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中最著名的句子是：“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歷史上這些光輝的人物，將國家天下置于個人利益之上，把“公而忘私”的高尚品質演繹得無以復加。中國的歷史，因為有這些人而閃閃發光，令人尊重。

　　這些人給我的人生啟示，主要有兩點。

　　第一，偉大的目標導致了偉大的人生。我們這里要說明的是，“偉大”是指品格，而非高官厚祿，身居高位。范仲淹是千古名相，但我們可以負責任地說，即使他不能身居高位，甚至連進士也未能考上，他依然會有一個偉大的人生。這是他心懷天下的志向決定的。據宋人吳曾的《能改齋漫錄》卷十三《文正公愿為良醫》記載：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簽，問以后能否當宰相，簽詞說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簽，祈禱說：“如果不能當宰相，愿意當良醫。”結果還是不行。于是他長嘆說：“不能為百姓謀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該做的事。”后來，有人問他：“大丈夫立志當宰相，是理所當然的，您為什么又祈愿當良醫呢？這是不是有一點太卑微了？”范仲淹回答說：“造福天下，普濟萬民，只有宰相能做到。如果當不了宰相，要實現利澤萬民的心愿，則又莫過于成為良醫。好的醫生，上可以療君親之疾，下可以救貧賤之厄，中能保身長全。身在民間而依舊能利澤蒼生的，除了良醫，再也沒有別的了。”

　　第二，是他們以自己的人生經歷，向我們示范了如何將高遠的人生境界落到實處。“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乍一聽是一個高遠到幾乎無法實現的人生境界。但是，范仲淹等人的例子，都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高遠之境是怎樣落地的。對于范仲淹來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落實在他的新政、落實在每一處為蒼生謀福利的行動上。對于霍去病而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落實到每一次舍死忘生的戰斗中，落實在他“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具體行動中。轉換到我們今天生活的具體環境中，假如你是黨員干部，“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是像焦裕祿那樣，絕不拋棄任何一個困難的群眾；假如你是科學家，就要像李保國那樣，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