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必先腐，而后蟲生”這句名言，是2012年11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第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保持黨的機體健康，始終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黨風廉政建設，是廣大干部群眾始終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物必先腐，而后蟲生。’近年來，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蕩、政權垮臺，其中貪污腐敗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惕啊！”

蘇軾塑像

　　“物必先腐，而后蟲生”這句話出自蘇軾的政論文《范增論》，主要的內容是討論范增在項羽集團的去留問題。范增是秦末的頂尖人才之一，也是決定秦末政治格局的關鍵人物之一。對于他的歷史作用，漢高祖劉邦曾有一個非常精辟的說法。有一次他問群臣：“我能得到天下，而項羽失去了天下，你們知道是什么原因嗎？”高起和王陵說：“陛下傲慢而且好侮辱別人；項羽仁厚而且愛護別人。可是陛下派人攻打城池奪取土地，所攻下和降服的地方就分封給他們，跟天下人同享利益。而項羽卻妒賢嫉能，有功的就嫉妒人家，有才能的就懷疑人家，打了勝仗不給人家授功，奪得了土地不給人家好處，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高祖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說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張良；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供給糧餉，保證運糧道路不被阻斷，我比不上蕭何；統率百萬大軍，戰則必勝，攻則必取，我比不上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的俊杰，我卻能夠使用他們，這就是我能夠取得天下的原因。項羽雖然有一位范增，卻不能信任，這就是他失敗的原因。”

　　高祖這番話，說的是自己得到天下的原因，可是也在另一個方面點出了范增的重要性。后人經常說，如果范增不離開項羽，則天下可能就是另一番格局，中國的歷史恐怕也要改寫。但是，范增為什么會離開項羽呢？眾所周知的原因是陳平用了反間計。項羽派使者到劉邦那里，劉邦按照陳平的安排，裝作誤以為是范增派來的使者，大魚大肉地親自熱情招待；等到問清楚使者是項羽派來的，立馬就變了臉色，說我以為是范增的使者，原來是項羽派來的，而后下令撤去豐盛的酒席，換成粗陋的飯菜，自己也不再坐陪，拂袖而去。使者回去向項羽一匯報，項羽當時就生了疑心。按照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說法，這就是項羽對范增心生嫌隙的開始。

　　但蘇軾不這樣看。在《范增論》中，蘇軾提出，項羽對范增的疑忌，其實在他動手殺掉義帝熊心的時候就開始了。熊心是楚懷王的孫子，秦末流落在民間放羊，是范增說服項羽，立熊心為義帝以順從民心，這才能夠實現快速的崛起。殺掉熊心， 表明項羽與范增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分歧。所謂“物必先腐也，而后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讒入之”，一件東西，先從內部腐爛，然后才開始生蟲；人一定是先有了嫌隙，然后讒言才能趁虛而入。不然的話，就算陳平再聰明，怎么能夠離間項羽與范增呢？

　　蘇軾的話，確實是有道理的。明代人陳懿典就說：“方進太牢，忽更草食，陳平此伎倆，宛如老翁戲猴。楚之使，楚之君稍一思之，可不莞然一笑乎？”深諳權謀的乾隆皇帝讀史至此，也不由嗤笑道：“陳平此計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乃以為奇而世傳之，可發一笑！”我們想想看，假如曹操用這套把戲離間劉備和諸葛亮，魯莊公用這套把戲離間齊桓公和管仲，會有一絲一毫的效果嗎？只會徒然惹人恥笑罷了。

　　“物必先腐，而后蟲生”的出處和上下文就是這樣。從其具體的語境來看，它是“人必先疑，而后讒入”的一個鋪墊，但是，它所包含的哲理卻很深遠。這就是，事物的毀滅，釀于自身的敗壞；與外因比較，內因才是決定性的要素。《尚書》所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論語》所謂“反求諸己”，《荀子》所謂“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孟子》所謂“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北齊文學家劉晝所謂“外疾之害，輕于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于太山，而莫之避”，講的都是這個道理。

　　古今中外的歷史事件也都說明了這個道理。典型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太平天國。

　　今天很多人往往把曾國藩神化了，其實很大程度上，這都是“成王敗寇”的事后總結而已。曾國藩確實挺厲害，但如果太平天國內部不出問題的話，清政府與太平天國到底誰勝誰負，還真是不一定。從所占有的土地來說，面積上清政府雖然要大一些，但其所占基本上是在北方以及邊疆地區；太平天國所占領的則是江南的富庶之地。從態勢上來看，太平天國剛剛崛起，朝氣蓬勃、血氣方剛，明顯處于攻勢；清政府則暮氣沉沉、屢戰屢敗，明顯處于守勢。從戰場的情形來看，包括曾國藩在內的清軍其實也討不到什么便宜，1856年初，圍攻南京的江南、江北大營更是幾乎同時被太平天國攻破。曾國藩說自己“屢敗屢戰”，那是突出自己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而從戰斗的實際情形來看，其實也就是“屢戰屢敗”，最慘的一次是1854年5月，他因為靖港兵敗甚至被逼得投水自殺，要不是部將手疾眼快，《曾國藩日記》寫到那一天恐怕也就終斷了。

　　但是，到了1856年的9月，情形發生了突變。圍著南京城駐扎的清兵突然發現，從城里流出的秦淮河水突然被染成了一片紅色，接著就有大批被捆綁的尸體順流而下。清兵雖然不明就里，但也能猜到，城里一定發生了不得了的大事。

　　今天的我們，當然立刻就知道，“天京事變”發生了。這是一次慘絕人寰的內訌。在事變中，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先后被殺，翼王石達開也出走敗亡，前后兩萬余人死于非命，而且很多都是太平天國的骨干。經過這一次事變，太平天國的人心開始渙散，其所依賴的神話宗教體系以及軍師主政的政治體制也宣告破滅，從此太平天國就一步步地走向敗亡。

　　除了因爭權奪利而導致的天京事變，太平天國內部的奢靡腐敗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以洪秀全為例，據《江南春夢筆記》記載，他的天王府里，光妃嬪就有1168人，加上宮中服役的女官，總計有2300多名婦女在天王府服侍天王一人。他用餐時，光金碗就要用到24只，伴隨他吃飯的，還有鐘鼓齊鳴，甚至還有禮炮。其他諸王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太平天國的敗亡，將“物必先腐，而后蟲生”的道理演繹得淋漓盡致。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可以這樣說，中外歷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換代，每一次流血革命，背后的根本原因，都是舊政權在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那么，怎樣才能避免類似的情況發生呢？

　　其實無非兩點。

　　首先，是在制度上做好預防。建國前夕，毛澤東與黃炎培曾徹夜長談。如何打破“歷史周期率”？毛澤東的答案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權，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其次，是提高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道德修養。中國古代哲學認為，凡有生機者，皆有其生生之機，一旦失其根本，則生機阻斷，覆亡朽爛而后蟲生。人是萬物之靈，“德者本也”，有德，人們才能充實而輝耀，才能健碩而富有活力，從而使生命呈現出蓬勃向上、止于至善的盎然生機。相反，如果無德，則立身無基，進退失據，悖逆橫暴無所不作，必然是“邪穢在身，怨之所構”；進而“怠慢忘身，禍災乃作”，是所謂“人必自侮而人侮之”，陷入自毀之路。有鑒于此，古代先哲特別強調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在于“養心”，在于以天理良知來規范人的欲望，在日常生活中正心誠意地“為仁由己”，并由此來充溢人的固有“四端”，達到純乎良知之誠、道德完善之境，使人的大本堅固，身潤而神強，從而杜絕“邪穢在身”的朽敗。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