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這首詩，是2014年5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蘭考指導蘭考縣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清代鄭板橋，以畫家、文學家著稱于世，長期在河南范縣、山東濰縣擔任知縣。他重視農桑、賑濟災民，案無留牘、室無賄賂、清正廉明，深得百姓擁戴，其詩句‘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成為千古流傳的愛民心聲。陶淵明、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很多人都當過知縣，類似例子不勝枚舉。”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是一首題畫詩，詩題是《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詩的大意是：我在衙署房間里休息，窗外的風吹動竹葉的聲音傳進耳朵，讓我懷疑是百姓啼饑號寒的疾苦之聲。身為縣令，級別低微，但民間的一切都與我息息相關，我又怎么敢怠慢呢？

　　從詩的題目《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就可以知道，這幅畫和這首詩是贈給山東巡撫包括的。古代的讀書人，同一年考上舉人或進士的叫“同年”。在封建官場，“同年”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社會關系之一，為了表示親熱，彼此間就以“年兄”相稱，而同年的父親，就稱之為“年伯”。“中丞”在明代以前原是“御史中丞”的簡稱，明朝廢御史臺，改設都察院，御史中丞遂廢。清朝，督撫常帶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當時以為副都御史可比此前的御史中丞，故習稱督撫為中丞。鄭板橋當時畫竹子就已經很有名氣了，他畫一幅畫給自己的長輩兼上司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一般來說，送給長輩、上司的書畫基本上都是些吉祥美好的內容，而鄭板橋送給包括的這幅畫卻是幾支非常蕭瑟的竹子，再配上這么一首“疑是民間疾苦聲”的詩歌，明顯有些不太正常。

　　何以如此呢？

　　這就要從鄭板橋在濰縣縣令任上趕上的山東特大水災說起了。

　　詩歌的創作時間大約是乾隆十二年（1747），當時鄭板橋正在山東濰縣擔任縣令。

　　這期間，正是山東的多事之秋。此前的乾隆八年、乾隆九年，山東大旱，導致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到了乾隆十年后，氣候又轉而一變，接連幾年發生澇災，其情況尤以魯西南和魯西北為甚。特別是乾隆十二年，山東省竟然有98個州縣都被大水所淹。災害程度之烈，在整個山東歷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嚴重的自然災害，導致了農作物的減產乃至絕產。古代醫療條件極差，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后，往往就是疾病的大流行。那幾年的山東，可以說是慘到了極點，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吃人的慘劇。

　　而濰縣的情況尤為嚴重。作為縣令的鄭板橋，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人們經常說杜甫的詩是所謂“詩史”，其實鄭板橋的也差不多。《逃荒行》里，他敘寫濰縣大災期間居民紛紛外逃的慘狀：“道旁見遺嬰，憐拾置擔釜。賣盡自家兒，反為他人撫。路婦有同伴，憐而與之乳。咽咽懷中聲，咿咿口中語。似欲呼爺娘，言笑令人楚。”除《逃荒行》外，他還寫了《還家行》《思歸行》等詩歌，都對這場災害做出了如實的反映。

鄭板橋書畫

　　當然，作為一個愛民如子的縣令，他的行動可不是只停留在寫幾首詩上，而是采取了現代叫做“以工代賑”的方法，大力興修水利工程，打開糧倉，招募遠近的饑民到工地就食，這不但救活了大量的百姓，也避免了饑民四處流亡帶來的社會動蕩；他還下令縣里的大戶輪流開設粥廠，供應饑民喝粥；調查到誰家有余糧，就令其平價售出，不許借機發財，更不許有所隱瞞。鄭板橋的所作所為，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個縣令的權力范圍。有人建議他先上報朝廷，等朝廷允許后再做行動，鄭板橋斷然拒絕了這種明哲保身的建議，說“此何時？俟輾轉申報，民無孑遺矣，有譴，我任之”。意思是，這都什么時候了，轉轉上報需要時間，等到批復下來，老百姓也就死光了。假如上面怪罪下來，我一個人承擔就是。好在他的頂頭上司是開通的，對他的行為表示了贊許。這個上司，《清史稿·鄭燮傳》沒有記載，但按照時間來推定，應該就是包括。

　　鄭板橋能夠如此，絕非出于偶然。他出身寒微，深諳百姓之難；對民間疾苦，他從來是感同身受。他在家書中說：“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所以，他做了12年“縣太爺”，從不擺官架子，夜間出巡，不鳴鑼喝道，也不打“回避”“肅靜”的牌子，只以小吏提的寫有“板橋”二字的燈籠作為前導，悄然而行，以致被人視為怪誕。按照史籍的記載，他“官東省先后十二載，無留牘，亦無冤民。乞休歸，囊橐蕭然，賣書畫以自給。”

　　在中國歷史上，像鄭板橋這樣愛民如子的父母官是不少的，比如陶淵明、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和鄭板橋一樣，很多人都當過知州、知府、知縣這樣的地方基層官員，他們“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德政，也為此后更廣闊的政治生涯積累了經驗，打下了基礎。

　　還有一點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習總書記提到鄭板橋的這首詩，有兩次都是在縣一級黨委政府視察指導工作的場合。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縣一級治理在中國國家治理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縣級領導，雖然官職不高，職責卻很重。追述縣的歷史，正如清代《問樵山人詩稿》說的：“一縣三千年，百代無更改。”縣設于春秋而定于秦，中華帝國政權歷朝歷代更迭頻繁,而“縣”從未變更。在行政和司法合一的皇權體制中，縣官（知縣）是一縣的行政長官，也是司法長官，縣內事務，舉凡征稅納糧、教化百姓、聽訟斷案、勸民農桑、災荒賑濟、興學科舉等，幾乎無所不管。有一句俗語，叫“郡縣治，天下安”，將縣一級工作的重要性表述得非常清楚。正因為如此，歷朝歷代都高度重視縣級官員的選拔任用。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在古代，縣令是名副其實的“中管干部”，他們的選任都由吏部直接任命，而且赴任前必須到朝廷報到，皇帝要親自過問，如發現有不適合或出格之人，立即更換；任期結束，也要到吏部述職。

　　新中國成立后，縣一級的治理仍然在國家治理中承擔著重要職責。用習總書記的話來表述，就是縣一級在中國的政治構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層級，在國家治理體系中起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是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維護穩定、促進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縣一級領導要謀幾十萬、上百萬人的生計，管千頭萬緒的事務，承擔著非常重要的職責。數據顯示，我國有2800多個縣（市、區）委書記，不到中國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總數的１％，但他們主政一方，所產生的影響遠非這一比例可以衡量，是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一方面意味著縣一級領導的責任大、擔子重；另一方面，縣一級單位的要素完整、功能齊備，黨把干部放在這樣一個崗位，也意味著黨的信任，意味著前景廣闊，大有可為。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