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這句名言，是2016年1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講話時引用的。習總書記說：“中華文化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腳下這塊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文藝才能接住地氣、增加底氣、灌注生氣，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正所謂‘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我們要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在繼承中轉化，在學習中超越，創作更多體現中國文化精髓、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又符合世界進步潮流的優秀作品，讓我國文藝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屹立于世。”

　　“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的出處，是南北朝時期著名文學家庾（yǔ）信的《周五聲調曲》中的《徵調曲》。

庾信雕像

　　庾信（513—581），字子山，小字蘭成，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南北朝時期著名文學家。他本是南朝梁的大臣，后奉命出使西魏，被扣留北方，不得歸還。在西魏和后來的北周，他均受到皇帝的禮遇，被尊為文壇宗師，身居顯貴；但他內心深處，又時常思念故土，因身仕敵國、不得自由而羞愧怨憤。庾信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位繼往開來的人物，他飽嘗分裂時代特有的人生辛酸，卻結出“窮南北之勝”的文學碩果，其文學成就，昭示著南北文風融合的前景。紀曉嵐評價他說：“庾信駢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導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四六宗匠。”

　　《周五聲調曲》是庾信在北周時所作的一組詩歌。“五聲”者，“宮”“商”“角”“徵”“羽”。其中，《徵調曲》共有六首，“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就出自其中的第六首。就性質來說，《周五聲調曲》屬于燕射歌辭，是宮廷宴饗時的樂歌，所以內容大多是歌頌帝王功德、贊美形勢大好之類，冗長乏味，沒有太多值得稱道之處，所以也不太受后人的重視。不過，在這一組總體來說思想藝術成就都不是太高的作品中，卻有兩個句子顯得非常醒目，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引用的“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從字面上說，它的意思是“吃到果實，就想到樹木；喝到河水，就想到源頭”；就其在文中的本意，也不過是說天下太平，形勢大好，推其本源，這一切都要歸功于君主的圣明。但是，這句話背后的意義，卻比它在詩歌中的具體所指要豐富深厚得多。它深刻地揭示出一個普遍而深刻的哲理，這就是：萬事萬物都有其發端的根本，都有其所以如此的源頭；切斷了這個根本和源頭，則一切都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文學藝術也是如此。文學藝術可以是最講究創新的，但所有的創新，都是在一定基礎之上的。從中文“創新”一詞所對應的英文“innovation”來看，并不只是單純的“創造新事物”，而是表達在一個本源的、古老的事物中發現新的可能性的意思。而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說，生于斯、長于斯、浸潤其中的本國歷史文化，就是其進行藝術創作最天然的靈感與技巧的源泉。這是一個藝術家所能領受的最佳饋贈，也是他能夠貢獻給這個世界的最好禮物。

　　把這個問題闡述得最清楚的，莫過于印度大詩人泰戈爾。泰戈爾于1913年因為詩集《吉檀迦利》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獲獎感言中，他特別提到了印度傳統文化對自己文學創作產生的巨大影響。泰戈爾能夠在文學上有所造詣，得益于印度古老的隱居的生活方式，正是在這種生活方式中，泰戈爾凈化了自己的心靈，使自己能夠以一種澄澈寧靜的狀態進入文學。在談到這一點時，泰戈爾不無驕傲地說：“那些年，我一個人在遠離塵囂的隱居中度日之際，與西方的生活和西方的精神毫無相干。由于這一點，最后卻給他們帶來了更深層的安詳、寧靜與永恒的感受。這些感受，正是西方人過度活躍的生活所需要的。在他們的心靈至深處，渴望著平靜，渴望擁有無限的安祥。從青年時代開始，我所接受到的訓練，使我的繆斯與絕對孤獨的恒河水岸相協相奏。那些年的平安已經存在于我的秉性之中，所以我可以把它顯示出來，并把它拿到西方人的世界面前。”

　　泰戈爾還特別談到了文化自信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中國和印度一樣，在很多人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因為落后而帶來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在說到西方的物質文明給印度帶來的精神困擾時，泰戈爾說：“在一個多世紀以前，當我們與西方的民族接觸時，發現西方的物質成就，遠遠凌駕于東方的人文與東方的文物，我們對自己的文明失去了信心，進而在教育機構的設置中，也沒有為我們自己的文化騰出一席之地。故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學生對自己過去的文明之價值完全無知。因此，我們不僅失去了與隱藏在我們自己文化遺產中的偉大事物的接觸，也一并失去了我們曾經所擁有的那種‘贈予’的崇高榮譽，以證明我們不僅僅是一種向他者的乞求，不僅僅是文化的假借，如同永恒的學徒那般活在世上。”而對于這種困擾，泰戈爾認為是毫無必要的。他說：“我覺得，我們今天所遭受的最大痛苦，并不是其他的災難，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彼此隔絕、彼此隱瞞的災難，我們已經錯過了提供人性的善意，請求世界分享我們所擁有的最好東西之良機。但是，時代已經來臨，故我們再不能浪費我們的機會了。我們必須傾盡全力，把我們所擁有的，而不再是從一個世紀到另一個世紀，從一個地域到另一個地域，擺在別人面前的盡是我們的貧窮。我們知道，我們為之驕傲的，乃是我們從自己的祖先那里所繼承下來的東西，這種贈予的機會不應該再失去了，——它不只是為了我們的人民，更是為了全人類。”

　　我們還可以舉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例子。1968年，川端康成以《雪國》《古都》《千只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現場，川端康成發表了名為《我在美麗的日本》，以近乎執拗的態度，向世界講述了日本文化與日本文學的種種美妙之處，以及自己身在其中所受到的巨大影響。而這其實也正是他能夠獲獎的根本原因。瑞典皇家文學院給川端康成的致辭是這樣寫的：“川端先生明顯地受到歐洲近代現實主義的影響，但是，川端先生也明確地顯示出這種傾向：他忠實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學，維護并繼承了純粹的日本傳統的文學模式。在川端先生的敘事技巧里，可以發現一種具有纖細韻味的詩意。……這份獎狀，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您的小說技巧，表現了日本人心靈的精髓。”

　　泰戈爾與川端康成在講述印度文化和日本文化時，是滿懷感激，也是滿懷自豪的。這是典型的“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的態度。其實，也正是這種態度，才造就了他們輝煌的成就，并因此而得到了西方世界的尊重。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東方文學的價值，就在于它能夠提供一些不同于西方的寶貴東西。照搬西方，或者在亦步亦趨的模仿中與西方文藝同質，不但得不到本國的歡迎，也不會得到西方的真正尊重。文化創新必需從最本源、最傳統的文化形態中尋求復興與創新的元素，只有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推陳出新，中國才能創造出既符合世界進步潮流，又不乏中國氣派的優秀作品。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