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苞谷飯、一碟黃豆合渣、一盤炒青菜，這是張富清的晚飯。素淡的飲食，一如老人離休后恬淡的生活。

　　時至今日，張富清還住在就職于建設銀行來鳳支行時分配的宿舍。30多年過去，當初的簡易裝修早已老舊不堪，泛黃的墻壁、斑駁的木門、拼湊起來的家具、被熏黑的廚房，訴說著主人的勤儉。

　　過著樸素的生活，張富清卻知足感恩：“我吃得好、住得好，比以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比貧困農民也好很多，只要國家發展得好，我們的日子都會好起來。”

　　從縣糧食局到鄉鎮領導，再到外貿局、建行，在湖北省來鳳縣工作的30多年里，張富清首先想到的不是為自己的小家改善生活條件。“我是黨的干部，不僅僅是一個小家庭的家長，我要為大家做點有益的事。”

　　為了“大家”，張富清常常顧不上“小家”。

　　來鳳縣原教委主任向致春記得，當年他擔任過張富清小兒子和小女兒的小學班主任，每次去家訪，飯桌上總是“老三樣”：青菜、饅頭、油茶湯。“我在他家吃過不下10次飯，沒見過肉腥。”向致春笑言，張富清當時是來鳳縣原卯洞公社革委會副主任，是老百姓眼中的“大官”，但家里的伙食比一些社員還差。

　　按照國家擁軍優屬政策，張富清的妻子孫玉蘭被招錄為供銷社公職人員，端上了“鐵飯碗”。但三年困難時期，全面精簡機構人員，時任來鳳縣原三胡區副區長的張富清首先動員妻子“下崗”。“要完成精簡任務，就得從自己頭上開刀，自己不過硬，怎么做別人的工作？”

　　思想工作好做，實際困難卻難解。“下崗”后，為了貼補家用，孫玉蘭當過保姆、喂過豬、撿過柴、做過幫工。回憶那段艱辛歲月，孫玉蘭不住地搖頭，“苦，太苦了，吃穿用度、養育子女都成問題。”

　　“父親一個人的工資維持不了全家的生活，每次放了學，我們就去揀煤塊、拾柴火、背石頭，或者幫媽媽盤布扣，我們幾個都學會了縫補衣服。”小兒子張健全回憶。

　　當時，張家住在卯洞公社一座年久失修的廟里，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擠了兩個大人、4個小孩。就在那時候，張富清的大女兒患了腦膜炎，因未能及時救治而留下后遺癥。這也成了張富清一輩子兩件最遺憾的事情之一。

　　另一件遺憾的事，是沒能見母親最后一面。

　　那是1960年初夏，張富清收到陜西漢中老家發來的兩封電報，一次是母親病危，一次是母親過世。那段時間，他正主持三胡區一項重要培訓，原本想等工作告一段落再回去探望，卻沒想到竟是天人永隔。

　　多年之后，他在日記中如此寫道：“當時國家正處于困難時期，工作任務重，在外地工作想回家探親的同志也多，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革命軍人，不能向組織提要求、找麻煩，干好工作就是對親人們最好的報答。”

　　“把大家的事辦好，我們的小家才能過得舒服。”張富清對待公和私的原則，在張家被嚴格地執行著，“不能給組織添麻煩”是全家都要遵守的規矩。

　　大兒子張建國高中畢業后想參加招工，分管這項工作的張富清不僅對兒子封鎖信息，還讓兒子響應國家號召，下放到卯洞公社的萬畝林場；大女兒常年看病花錢，他從未向組織伸過手；小兒子讀書考學，他有言在先：“我沒有力量也不會幫你找工作。”

　　張富清4個子女，患病的大女兒與老兩口相依為命；小女兒是衛生院普通職工；兩個兒子從基層教師干起，一步步成長為縣里的干部。

　　有人不理解，問他為何不能“靈活點”“通融些”？

　　張富清回答：“我是黨培養的干部，要是以權謀私，怎么對得起黨，怎么面對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