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前，張富清回鄉探親，和孫玉蘭第一次見面。

　　他倆同村，算知根知底。她問他的問題是：“你在當兵，有沒有加入組織？”

　　“我入了黨。”他回答。

　　她挺滿意：這個人，一點不炫耀，問到才說。

　　其實她是婦女干部，還去他家慰問過軍屬呢，那些出生入死的事他卻提也不提。

　　通了半年信，他寫道：“你來武漢吧。”

　　“好啊，那我就去玩幾天。”她想。

　　空著兩手就上了長途車，臨走前，她去鄉里開介紹信，書記說：“傻女兒，你去了哪得回來！一年能回一次就不錯了！”

　　“這話叫他講到了！真的，多少年都回不去了！”講這話時，她呵呵笑著，已是一頭白發了。

　　果然，到了武漢，他們領了結婚證，接著就奔恩施。

　　路真遠啊！走了半個多月，先坐船，再坐車，又步行。她在車上吐得昏天黑地，腳和臉都腫了。好容易到了，他又問：恩施哪里最艱苦？

　　就又到了來鳳。

　　她沒帶行李，他行李也不多：一只皮箱，一卷鋪蓋，一個搪瓷缸子。

　　來鳳的條件跟富庶的漢中沒法比。“我們那都是平壩壩，哪有這么多山？”

　　租來的屋，借來的鋪板，就成了一個家。做飯要到門外頭，養了頭小豬，白天放出去，夜里拴門口。“它原快死了的，我買回來養，又肯吃又肯長。”她很得意。

　　工作也不錯，他是副區長，她在供銷社當營業員。日子這么過著，挺好了。

　　可是有一天，他回來說：“你別去上班了，下來吧。”

　　她不理解：“我又沒有差款，又沒有違規，你啷個讓我下來？”

　　“你下來我好搞事。”他說。

　　換別的小夫妻，要大吵一架了吧？

　　“這不是吵架的事情。”她說，“是他先頭沒說清楚：國家有政策，要精簡人員。他說了，只有我先下來，他才好去勸別人下來。”

　　她就這么回了家。先是給招待所洗被子，后來去縫紉社做衣服，領了布料回來，白天黑夜地做，做一件掙幾分錢。

　　幾個孩子幫著打扣絆，還要出去拾煤渣，挖野菜，到河邊背石頭。一家六口只仗他一人的工資過活。孩子們長到十幾歲，都不知道啥叫過節。

　　他去駐村，又選的最偏遠的生產隊。她一人拉扯四個孩子，經常累得暈倒。

　　住院，幾個孩子圍著她哭，她摟著輕聲安慰。身體好點了，又馬上縫補了干凈衣服，買了辣椒醬，用藥瓶分裝好了，讓孩子帶到山里給他吃。

　　“哪個干部家里過成你這樣？”有人替她不值。

　　“你怨他干啥，他是去工作，又不在跟前。”她嘆口氣。

　　那時，他的心里，一定也沉沉的吧？！

　　離休回家，他從“甩手掌柜”立刻成了家里的主要勞動力，買菜洗衣收拾家，到處擦得锃光瓦亮，疊得整整齊齊，角角落落都一塵不染。

　　連做飯也是他。“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他總這樣說，把她手里的鍋鏟搶過來。

　　離休生活三十多年，都是這樣。

　　上個月，她突發心梗，他拖著一條腿撲到她擔架前，帶著哭腔：“你怎么樣了？他們說給你送到醫院，你挺不挺得住？還是到醫院去吧，你不用為我擔心呵……”

　　旁邊幾個年輕人都看哭了。

　　這次采訪，記者里好多小姑娘，七嘴八舌地圍著問：孫奶奶，跟著張爺爺，背井離鄉，吃苦受累，后悔嗎？

　　“有么子（什么）后悔呢？黨叫他往哪里走，他就往哪里走。反正跟隨他了，他往哪里走，我就往哪里走。”孫玉蘭說。

　　“您當年看上爺爺哪點？是不是一見鐘情，特崇拜他？”

　　她一下子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