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貫徹《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根據新的形勢任務，針對問責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黨中央對《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進行了修訂。法規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執行的要害在于敢于擔當，履職盡責。修訂后的《條例》能否發揮應有的作用，最終要落在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牢記初心使命、忠誠擔當履職、嚴肅規范問責的實際行動上。

　　問責工作必須堅持嚴字當頭。《條例》堅持問題導向，落實“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要求，更加注重精準問責、規范問責、科學問責，但這并不意味著放松“嚴”的要求。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這是我們黨在深刻總結執政興國規律基礎上得出的重要結論。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意義，并深刻指出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將會失信于民，動搖和瓦解我們黨執政的基礎。黨的問責工作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是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永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制度安排。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強調問責工作要堅持嚴字當頭、全面從嚴、一嚴到底，在2016年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條例》送審稿時，就強調“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在2019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條例》修訂送審稿時，進一步強調“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堅持嚴字當頭，做到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把制度的剛性立起來”。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只有堅持全面從嚴、一嚴到底，才能不斷鞏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成果，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問責主體必須各負其責。《條例》第四條進一步細化了黨組織的問責職責，明確規定了各級黨委（黨組）、紀委及其派駐（派出）機構、黨的工作機關的職責。修改的目的，就是要通過細化主體職責，壓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解決實踐中各類問責主體作用發揮不平衡、甚至個別問責主體履職缺位的問題。黨委（黨組）要擔負起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加強對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問責工作的領導；按照管理權限，分級負責，層層傳導壓力，把管黨治黨責任一級一級地傳遞到各級黨組織肩上；把責任分解到各級紀委和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機關，指導紀委和黨的工作機關積極開展問責工作；加強對問責工作的監督，發現不應當問責、不精準問責的，及時予以糾正。各級紀委要擔負起監督專責的責任，協助同級黨委開展問責工作，積極研究問責工作現狀，查找存在的問題，及時向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報告并提出建議，對于職責范圍內的問題，敢于較真碰硬，鐵面問責，倒逼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落實。黨的工作機關是黨實施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的政治機關，是落實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決策部署，實施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推進黨的事業的執行機關，必須擔負起管黨治黨政治責任，依據職能履行監督職責，實施本機關本系統本領域的問責工作。各級黨組織發揮問責職責，關鍵在各級領導干部的認識和行動。各級黨組織領導班子要緊密結合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實際，細化責任到人到崗，做到可執行可檢查可落實；領導班子成員要立足崗位職責，堅持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推動問責工作落地見效。

　　問責必須擔當盡責。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出現的問責不力、問責泛化簡單化現象，歸根結底都是因為相關黨組織不擔當、不盡責，有的是“好人主義”作怪，怕得罪人，不敢問責；有的是當“太平官”，得過且過，不愿問責；有的是能力欠缺，抓不住要害，不會問責；有的是不擔當不負責，出了問題推卸轉移責任，讓下屬“挨板子”“背鍋”。針對這些問題，《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堅持把自己擺進去、把職責擺進去、把工作擺進去，注重從自身找問題、查原因，勇于擔當、敢于負責，不得向下級黨組織和干部推卸責任。對于在問責工作中失職失責的，則應當按照規定嚴肅問責。《條例》第七條將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落實巡視巡察整改要求走過場、不到位，該問責不問責等列為問責情形，其中就涵蓋了問責不負責、失職失責的情況。同時，強調擔當盡責，也不能超越職權問責。實踐中，有地方反映一些部門在督導檢查中，對于發現的問題，尚未經過問責調查，即要求地方按照他們提出的責任人員、事實、情節、問責方式進行問責，代行了地方有關黨組織的問責職責，出現了責任人員認定不準確、責任事實不清楚、問責畸輕畸重、結果不能服眾等問題。擔當盡責的前提是各負其責，問責必須按照管理權限進行，屬于本級黨組織管轄的問責事項，必須敢于擔當、履職盡責；不屬于本級黨組織管轄的，要及時向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移交線索，由有關黨組織認真調查，作出問責決定并進行反饋。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只有把嚴字當頭的主基調長期堅持下去，扭住主體責任，履行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實施精準問責，才能發揮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更好地督促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知責、負責、守責、盡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