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擔當：他為了信念，陪戰友舍身奔赴革命前線；一個承諾：他數十載不氣餒，查清58個犧牲戰友的下落；一份責任，他筆耕不輟，用文字傳承紅色基因……他是“全國模范退役軍人”熊子勛。

　　一桿槍：毅然奔赴前線

　　微顫的手，拿起放大鏡，翻開那本泛黃的《黎明的鐘聲》，熊子勛的思緒又回到了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我15歲參加了八路軍，流過血，受過傷。”因戰亂，出生于山東省蒙陰縣的熊子勛小時候流浪了五六年，“仗打得越多，我和戰友心中也就越清楚為了什么而戰了：不僅要自己吃飽肚子，還得讓更多人過上好日子。”

　　1948年，21歲的熊子勛隨劉鄧大軍南下參加完解放谷城縣戰斗后，留在了谷城縣公安局工作。然而，不久后的一場暴亂，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

　　熊子勛回憶，1949年3月23日深夜，躲藏在谷城縣西南深山的國民黨殘部、土匪，在該縣紫金區（現為鎮）沈家埡子發動武裝暴亂，殺害了當時的紫金區區長和不少干部群眾，掠走大量物資。

　　暴亂發生后，谷城縣獨立營第3連前去剿匪，但在紫金區茶園溝遭到匪徒伏擊與圍攻，全連下落不明。由于熊子勛有豐富的作戰經驗，谷城縣委任命他擔任紫金區區長，率領部隊再次進山剿匪，并尋找3連下落。

　　“3連戰友中，有和我一起乞討謀生、一同參軍、一同南下的3個老鄉。”熊子勛說，可他帶著隊伍走進茶園溝時，不禁兩腿一軟，跪倒在地上：荒草中到處散落著解放軍戰士被炸破、被撕碎的衣襪，樹葉上染著鮮血……這里曾發生過慘烈的戰斗，戰友兇多吉少。

　　悲憤中，熊子勛帶著隊伍戰斗數月，谷城西南山區終得解放。可3連戰士的犧牲卻如刀刻般深印在熊子勛心里：“那是我的‘戰區’，我是區長，他們的犧牲是我的責任。”

　　望著茫茫大山，熊子勛暗立誓言：“一定要找到這些戰友的下落！”

　　硝煙散去。誰曾想，這一諾，他用了一輩子的時間去兌現。

　　一根杖：尋訪犧牲戰友

　　在熊子勛的家里還保留著當年進山尋訪時的裝備——滿是褶皺的皮包和被磨得光溜溜的木棍。

　　1951年，組織上調熊子勛到省城武漢工作，“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生活，熊子勛過得并不舒坦。“這樣的好生活，戰友們卻犧牲了，尸骨都沒找到啊。”幾個月后，他主動申請回到谷城，利用工作之余，尋找戰友下落。

　　要查清下落，首先得找到那場戰斗的人員名單。熊子勛輾轉沈陽、湖南多地，花了近半年的時間，終于在四川尋到一位相關人員，找到了谷城獨立營3連的人員名單。回到谷城后，他立即將名單上報縣政府，并根據名冊，以當年區長的名義，給70多位戰友的家里寫信，收到58封回信。從此，熊子勛便把尋找這58位戰友，作為一生的使命。

　　為此，他多次深入谷城西南山區，搜集那次戰斗的資料，比如救助過解放軍傷員的，親眼見過或聽上輩人講過解放軍犧牲情形的村民，之后再根據各方資料和現場確認，弄清楚遺骸所對應的戰友姓名。

　　“每次進山，用布包背上幾個干饃饃，帶上草帽、拐杖就出發了。少則兩三天，多則半個月，住山洞、喝河水，雙手磨出厚厚的繭子，磨破多少雙膠鞋和衣服。”熊子勛的兒子熊安明拿起那根光溜溜的木棍回憶說，尋了多久，這木棍就跟了老人多久。

　　“有一次在進山尋訪路上突遭泥石流，雖然撿回一條命，但為此一只眼睛受傷失明……”熊安明說，時間流逝，疾病和衰老讓父親深顯疲憊，看不清、聽不清、也記不太清了，“他曾兩次立下遺囑，零碎的記憶里說的仍是戰友的事。”

　　就這樣，數十年來，58位戰友的犧牲經過、掩埋地被他陸續查清。

　　一支筆：傳承紅色基因

　　“父親平時省吃儉用，把錢用在尋訪路上和資助犧牲戰友家屬。”熊安明說，身患重病的他不愿花公費治療，12萬元的心臟支架手術他不做，控制病情的貴重藥物他舍不得吃。

　　“兄弟們都犧牲了，我要是享樂，我沒臉面對他們！”熊子勛說。

　　為紀念戰友，熊子勛開始寫書。從1979年至2003年，他數易其稿，終于完成了50多萬字的初稿。2008年7月，30余萬字的《黎明的鐘聲》正式出版，同時也完成了58位戰友的追烈工作。

　　“希望年輕一代記住歷史，珍視今天的幸福生活。”1990年，熊子勛離休后被谷城縣實驗中學等多所中小學聘為校外輔導員，他還聯系5名離退休干部成立“義務宣講團”，義務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傳承紅色基因。

　　“熊老還主動擔任學校圖書協管員，捐贈積攢多年的書籍，還自費訂報紙、雜志供青少年閱讀。”谷城縣城關鎮中心學校校長郭世周說。

　　離休后的20多年里，熊子勛頂著疾病困擾，堅持為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革命傳統教育60余場次，進行有關政策宣傳50多場次。

　　“現在講不動了，但歷史就在這書里，會一直傳下去。”熊子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