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實務學習專欄

　　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從老一輩革命家的調研故事中汲取思想智慧，對我們今天做好新時代調研工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毛澤東：群眾是真正的英雄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毛澤東同志一生注重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內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開創者。毛澤東同志搞調查研究常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現，采取同志式、討論式、商量式的態度，把群眾當作真正的英雄。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浙江人多地少，旱災、水災、風災、蟲災連年發生，糧食產量很低，廣大農民生活十分困難，毛澤東同志對此憂心忡忡。

　　毛澤東同志在杭州主持起草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期間，曾就浙江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情況展開調研。1954年年初的一個早晨，毛澤東同志又工作了一個通宵，但他說想去杭州市郊的新登縣（1958年新登縣建制撤銷——編者注）看看那里的農業合作社。天剛蒙蒙亮，人們還沉浸在睡夢中，毛澤東同志已和隨行人員乘車來到新登縣。下了車，又步行了一兩公里。那天早晨很冷，路邊積水結了冰，腳踩在路面冰碴子上，咯咯作響。

　　毛澤東同志手里拿著一根竹竿，健步走在前面。路旁出現了一個自然村。村里有十多戶人家，大多姓王，村旁有一個舂米的水碓，因此村名叫王家水碓村。1953年年初，這個村的大多數農民自發組織了農業合作社。在村口，毛澤東同志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會兒家常，便朝著她所指的民兵連長兼會計王關林家走去。

　　在王關林家，毛澤東同志親切地問了他的個人情況、家庭情況和生活情況。王關林一一作了回答。接著毛澤東同志又十分仔細地問了“農民是不是都自愿入社”“耕牛、大型農具如何折價”“土地如何評產入股”“如何參加分紅”“如何記工算賬”等問題。王關林說：“農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終分配都是按政策辦的。原來有幾戶中農擔心吃虧，不想入社，看到我們增產增收，都要求入社。”毛澤東同志聽后高興地說：“還是組織起來好。合作社增產增收了，大家就會自愿參加。”王關林還告訴毛澤東同志：“合作社成立后，社員的勁頭很大，起早貪黑興修水利，改造田地，生產很好。過去水稻畝產只有200斤，現在可達到400斤。今年在農技部門指導下，開始試種連作稻，這樣改單季為雙季，產量還可以提高，估計畝產可達600斤。”毛澤東同志詳細了解了連作稻插種時間與方法后說：“好，這要好好地推廣。”

　　一開始，王關林并沒有認出眼前這位和他親切交談的人就是毛澤東同志。王關林家門前人越來越多，隨行人員建議可以結束交談了，但毛澤東同志說：“不忙。”他又向大家詳細詢問了農業合作社的一些情況。毛澤東同志和農民在一起交談，就像朋友間聊家常一樣，沒什么距離感。臨走時，不少群眾擁著毛澤東同志送到村口。直到很多年后，王家水碓村的農民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來調查了解情況的干部就是毛澤東同志。

　　離開王家水碓村，在回來的路上，毛澤東同志說，我們是個人口大國，發展農業是我們的第一要務。農業搞不好，國家工業化就是一句空話。他還說，占人口80％以上的農民是不能脫離的，脫離了他們是沒有前途的。那種心中沒有農民的思想和惡習要堅決克服掉。在浙江期間，他還先后去過蕭山、德清、紹興東湖農場、杭州郊區等地的農村，下農田、進農家，為研究解決問題獲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周恩來：這一回，看到實際情況了

　　1961年5月3日上午10時許，幾輛吉普車悄然停在了河北武安縣伯延公社伯延村的農機站門前。從車上走下來的是身穿灰色棉布中山裝，腳踩一雙半舊圓口布鞋，眉宇間掛著深深憂慮的周恩來同志。

　　當時，三年“大躍進”已經給生產帶來嚴重問題。特別是農業，情況更是觸目驚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周恩來同志來到了伯延村實地調查，重點考察食堂、供給制和包工包產。

　　解放戰爭時期，這里曾經是晉冀魯豫軍區所在地，劉伯承同志和鄧小平同志在這里指揮了著名的上黨戰役和邯鄲戰役。1958年大辦人民公社后，伯延與周圍的17個自然村落5000多戶農民合成一個公社，人口2.7萬余。此時的伯延，已是困難重重。

　　周恩來同志一到伯延，片刻未休息，就在伯延公社辦公室召集了11名社隊干部開座談會。公社和大隊領導從秘書馬列那里得知了總理要在社員食堂吃飯的消息，便精心準備：讓社員提早把飯打走，再端出做好的面條、饅頭、稀飯和紅薯。這樣一看，好像的確如公社和大隊領導匯報的那樣，食堂雖然吃得不好，但能夠讓社員放開肚皮吃飽。

　　周恩來同志吃完飯，什么也沒說，留下糧票和飯錢，走了。

　　第二天中午，周恩來同志突然提出，還要到社員食堂去吃飯，而且不是到昨天去過的食堂。社隊領導都慌了。他們以為總理昨天去社員食堂吃過一次飯后，就不會再去了，因此沒有作任何準備。周恩來同志快步走進一個社員食堂。炊事員和司務長見總理突然來到，趕忙把剩下的玉米糊糊和代食品蓋上。跟隨的公社領導對周恩來同志說：“總理，食堂沒有飯了，還是回公社去吃吧。”

　　周恩來同志不說話，徑直奔向灶臺，揭開鍋蓋，鍋里還有些能照出人影的玉米糊糊。

　　“這不是還有嗎？”周恩來同志問。

　　“這是炊事員們吃的。”有人回答說。

　　“那好嘛，我與炊事員一塊兒吃。”說著，周恩來同志和炊事員、司務長一一握手。炊事員拿來一個大碗，給他盛了一碗玉米糊糊。總理接過碗，喝了一碗玉米糊糊，還掰了一塊代食品嘗了嘗。吃完后，照例交了一兩糧票和5分錢。周恩來同志走后，人們慨嘆道：“總理的眼睛該有多亮，一看就知道頭一天的食堂是有準備的。這一回，總理看到實際情況了。”

　　劉少奇：是我們請教你們

　　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由于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重大問題還認識不足，經驗不夠，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

　　為了掌握真實情況，1961年4月至5月間，劉少奇同志到湖南寧鄉、湘潭、長沙三縣農村蹲點調查44天。所到之處，多是光禿禿的山頭、荒蕪的田野、炊煙稀落的村莊。

　　4月13日，劉少奇同志在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干部座談會上講話。他一開始就講，這次調查“是我們請教你們，向你們學習，到底是你們幫助我們，幫助中央，還是我們幫助你們？第一，是你們幫助我們；第二，才是我們幫助你們。你們不幫助縣委、省委、中央，那中央的政策，省委的政策，縣委的政策，就不會正確。所以，中央也好，省委也好，縣委也好，要靠你們幫助，就是說要靠老百姓幫助”。

　　調查中，他先后在寧鄉縣東湖塘公社王家灣生產隊“萬頭豬場”的飼料房住了7天，在天華大隊陰冷潮濕的大隊部土磚房中住了18天。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召開基層干部和社員座談會，深入田間山林、鄉村醫所、公共食堂、社辦企業和農民家庭走訪。44天的調查，他有33天吃住在農村，開了20多個座談會，走訪了11個生產隊，和基層干部群眾個別談話上百次。他一家家調查，揭開農民家的鍋蓋，嘗農民當作口糧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開農民家的碗柜，發現油鹽壇子里只有鹽，苦澀地說，油鹽壇子名不副實啊；他甚至撥開人糞，查看農民吃的究竟是什么，發現里面盡是野菜等粗纖維食物殘渣。

　　這樣的調查方式，讓劉少奇同志準確地掌握了當時農村的實際情況。當時天華大隊是省、縣樹立的一面紅旗，調查前，劉少奇同志看到的材料上說，1960年天華大隊1324畝田，產糧120萬斤，除去國家征購32萬斤，按全大隊1186人計算，人均742斤，生產搞得好，群眾生活不錯。調查開始時，干部在群眾中統一口徑，向調查組封鎖情況。但劉少奇同志從不少社員患水腫病、小孩得干瘦病等現象中，感到材料和匯報有問題，就專程到農民家里做工作，要他們打消顧慮，終于弄清了真實情況。經核實，大隊的糧食產量，1960年實際只有72萬斤，虛報了48萬斤，這為解決天華的問題打下了基礎。可見，在“深入”上下功夫，真正地沉下去，是了解真實情況，站穩尊重群眾、問計于民立場的基本途徑。

　　朱德：莊稼長得好，我心里就踏實

　　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是進行正確決策和做好各項工作的前提。朱德同志對調查研究工作，不僅十分重視，而且有著自己的真知灼見。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朱德同志不顧年事已高，堅持用大量的時間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他曾經教育孩子說：“深入群眾中去，就真正會了解社會主義如何建設，如何完成，就會想出很多辦法，同群眾一起創造出許多新的辦法，把工作推向前進。”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去世，他作了大量調查研究，在黨內領導人調查研究工作方面創造了兩個之“最”：一是走的地方最多。朱德同志每年都要拿出兩三個月或更多的時間到全國各地視察。從北方草原到南疆膠林，從茫茫戈壁到東海艦艇，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二是給中央寫的調查報告最多。朱德同志每次外出視察回來，總是不顧旅途勞頓，認真地撰寫調查報告，及時反映情況，提出建議，積極參與黨和國家建設的重大決策。據不完全統計，現在保存的朱德同志的調查報告有一百多篇。這些報告蘊涵了豐富的治黨、治國經驗，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朱德同志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深入廠礦、農村，遠至東北林區、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偏遠山區。即便在最困難的日子里，他也要找機會到北京附近的工廠農村看一看。他說，“我看還是要抓生產，哪有搞社會主義不抓生產的道理呢”“我外出活動，只是為了關心生產”“我只要看到工人在生產，莊稼長得好，我心里就踏實”。他的每一篇報告幾乎都涉及當地的經濟形勢，包括工業、農業、外貿等情況；幾乎每一條建議都是為了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朱德同志認為，“我們得到政權后，就是要搞生產”“無論工業、農業，都要想方設法發展生產，這是最重要的”“只有生產的東西多了，一切矛盾才能解決”。

　　聽匯報時，朱德同志總是鼓勵大家講真話，他常說：“你們在生產第一線工作，了解情況多，要向上邊反映真實情況，要講老實話，不要報喜不報憂。”朱德同志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到工廠、生產隊、田頭、水庫邊，或直接到百姓家中看一看。比如，他視察內蒙古包頭市白云鄂博時，曾到蒙古包中同牧業社社長和生產隊長談話。在新疆，他也曾到氈包中看望牧民。派身邊工作人員下去調研，工作人員下去前，朱德同志總是叮囑他們：“看到問題就要報告中央，不報告就是不忠實；要不就是觀潮派，看到壞事也不講。”朱德同志對他們在調研中形成的報告十分重視，總是依次審閱改定后上報中央。朱德同志在調查研究中始終堅持的這些做法，對各地的調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鄧小平：一個警衛員、一匹馬，輕騎簡從

　　不搞形式，注重實效，是鄧小平同志開展調查研究的顯著特點。他在中央蘇區擔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時，經常是一個警衛員、一匹馬，輕騎簡從，前往瑞金、會昌一帶調研。

　　針對一些黨政機關存在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問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少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眾，不重視調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實情況。”“任何脫離群眾、不問群眾態度如何的干法，必然要失敗的。”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同志帶領全黨廣泛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二大提出“翻兩番、達小康”的宏偉目標，“翻兩番”究竟靠不靠得住？“翻兩番”目標實現后，社會又將是什么樣子？帶著這些思考，1983年2月，鄧小平同志到經濟發展較快的江浙滬地區調研，獲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實地調查的結果，不僅肯定了“翻兩番”目標的可行性，而且逐步形成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

　　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深入改革開放前沿開展調查研究，看到特區發展取得的巨大變化和可喜成績，更加堅定了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和信心。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南方談話，是鄧小平同志重視調查研究的重大成果。南方談話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廓清了迷霧、鋪平了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此走上了加快發展的軌道。

　　鄧小平同志開展調查研究的另一個鮮明特點是“問數字”“愛算賬”，常常通過算賬摸清建設進展、發現存在問題、糾正工作失誤，為重要決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有力依據。

　　鄧小平同志說過一句名言：“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當前，我們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嚴峻復雜，改革發展穩定都呈現出新的情況、新的問題、新的矛盾。無論是推進發展還是改進作風，調查研究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陳云：同他們建立固定的、長期的聯系

　　陳云同志曾經講過，搞調查研究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率工作組或派工作組下鄉、下廠蹲點調查；另一種是通過敢講真話的知心朋友和曾在身邊的工作人員調查，同他們建立固定的、長期的聯系，從他們那里聽到基層干部和群眾的真實呼聲。

　　1961年6月，“大躍進”失敗后，為了盡快恢復生產，陳云同志邀請了薛暮橋、顧復生和陸銓3人，深入農村作全面的調查。陳云同志專程趕到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與農民同吃同住，蹲點調查15天。蹲點調查時，陳云同志從不走馬觀花、搞形式主義，而是深入調查地點，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現，與當事人、參與者交談，群眾都樂于向他講實情。為了更科學地制定“一五”計劃，深入了解我國農業生產的現狀，陳云同志直接從青浦縣請來兩位敢于說實話的農民，一個叫曹象波，另一個叫曹興達，都是他通過老戰友和組織找來的。陳云同志對他們和藹可親，他們的感覺是見到自家人沒有什么不可以說的。陳云同志先問他們土改前后農村的變化；農村土改后，農民認為自己得到什么好處，又有哪些壞處。這兩位農民回答說，滿意的有五條：一是每人分了兩畝四分地，無人催租、逼債，也無人外流；二是物價穩定，人民幣值錢；三是修理了排灌機器，收成好的年份，人均可收1200斤稻谷和蠶豆；四是肥田粉（一種進口的化肥）供應增加了；五是受干部的氣比在國民黨時期少多了，不用打耳光子了。幾點不滿意的地方：一是外來干部說話聽不懂，有時處理問題簡單粗暴；二是鎮上商店關門的多，買東西不方便；三是有人造謠言，人心不安，地主趁機挑撥離間。之后，陳云同志還特別與兩人約定，讓他們成為其研究農村變化的長期聯系人，和他們有過多次交往和面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