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周年前夕，在人民大會堂，91歲的高銘暄（見上圖，新華社發）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

　　面對這至高榮譽，這位著名法學家和法學教育家說：“這是黨和國家給我的恩典，我感到幸福和光榮。這要歸功于我們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和一直幫助支持我的中國人民大學及師生。”

　　作為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高銘暄全程參與了新中國第一部刑法的制定，為中國刑法學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作出重大貢獻。

　　1954年對于26歲的高銘暄來說是不平凡的一年。當年9月，我國第一部憲法誕生，刑法的起草工作隨之被提上日程。剛剛在人大法律系留校任教不久的高銘暄被抽調至刑法起草小組，和其他20多人一起開始我國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工作。

　　從1954年到1979年，歷經25年、38稿，在歷史跌宕中，高銘暄全程參與并見證了我國第一部刑法典的誕生：刑法起草小組從國內外廣泛收集資料，僅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刑事審判材料就有1萬多份，蘇聯、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多國的刑法典被一一翻譯，連唐律、清律都擺上了案頭。“一方面借鑒，一方面還要自己總結經驗，作為刑法起草的參考。”高銘暄回憶說。

　　1979年7月1日，刑法草案在人民大會堂表決通過，掌聲雷動。回想起當時的場景，高銘暄激動地說：“我們的勞動沒有白費，中國終于擁有了自己的刑法典，刑事訴訟終于有法可依了！”

　　此后數十年間，無論是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出臺，還是對刑法修正案的反復討論，高銘暄都參與其中，付出心血。他還多年在中國法學會、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國際刑法學協會等擔任重要職務，從事大量與法律相關的社會工作。

　　作為“刑法學泰斗”，高銘暄最珍視的還是那三尺講臺。他總說：“我就是一名普通教師，既然選擇了教書育人，就矢志不渝。”

　　多年來，高銘暄為學生教授中國刑法、刑事政策與刑事立法、刑法前沿問題等課程。“全國優秀教師”“全國師德先進個人”……從教半生，高銘暄獲得不少榮譽，對教育事業始終鐘愛如一。

　　教學之余，高銘暄筆耕不輟，共主編7部有關刑法學的教材，著有8部專著，主編或參與著述100多部，發表論文300余篇。如今，盡管已眉發花白，“90后”的高銘暄依舊精神矍鑠。他還在指導3名博士生，忙著寫文章、做法律咨詢和講座，閑暇時還在微信朋友圈“打卡”學英語。“只要身體可以，我就要繼續做工作、提升自己，活到老學到老。”他笑著說。

　　在高銘暄看來，時代發展日新月異，新的規范條例不斷出臺，法律工作者需要加緊學習，才能應對新問題、新挑戰，不落后于時代。特別是人工智能、知識產權、極端犯罪、生態環境等新領域更需要加強學習和研究。

　　高銘暄也致力于中國刑法的國際化，盼望著中國刑法走向世界。他說：“我們要讓外國人知道中國的刑法很系統、很完備，有不少好經驗。同時也要了解其他國家的經驗，促進交流。”

　　10月1日，高銘暄受邀參加新中國成立70周年慶典觀禮。他感慨道：“新中國一路走來很不容易，國家翻天覆地的巨變，足以讓每個中國人感到自豪。”而日益完善的中國刑法也讓高銘暄感到欣喜：“隨著國家進步、民主法制水平提升，我們的刑法一直在發展、進步，法律條文越來越符合實際，更具體、更有針對性，可操作性也越來越強。”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推動法治中國建設，保障國家安全、社會穩定，讓人民權利得到保障，讓犯罪分子得到應有的制裁。”回顧一生的奮斗歷程，高銘暄依然充滿“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豪情，“今后我還要繼續做好本職工作，和法學界同仁一道，努力推動法學體系不斷發展完善，為我國法學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