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歲末，寒風凜冽的黃浦江碼頭上，一位離“家”已經整16年的青年，懷揣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土木工程系的畢業證書和兩只大布包，踏上了外灘的十字街頭。這個青年叫李書詩，號漢俊，后來我們在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單上所看到的“李漢俊”就是他。

　　他從日本帶回的兩只布包中沒有一本是土木工程專業的書，盡是英、德、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書刊。

　　李漢俊經人介紹，住進了上海漁陽里。8個月后，陳獨秀便來此，開始了他和戰友們籌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這里也成為中共創建早期的辦公地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的籌備地。

　　1920年1月初，這一年的上海格外寒冷，雪花覆蓋了黃浦江兩岸。

　　“我感覺到了你們身邊，如同靠在熊熊燃燒著的熔爐邊一樣，格外溫暖！”陳獨秀是個情緒始終激蕩的人，他坐下來就開始與李漢俊、陳望道等商量一件大事。

　　“俄國革命已經勝利了。我們現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黨。這次在離開北平時，我與李大釗先生就討論過這事。此行到上海來，就是想與諸君一起完成此大業！”陳獨秀明確地亮出了自己的任務與觀點。

　　“成立政黨，必須先有思想上的準備啊！現在關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和傳播非常混亂，應當有個權威的陣地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出去。”陳望道說。

　　李漢俊比陳望道大一歲，他說：“我同意望道弟的意見。建黨必須先得把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透、研究好后，我們才不會迷失方向。所以我建議：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黨的做法，先成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且盡快把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產黨宣言》翻譯出來……”

　　陳獨秀頻頻點頭，說：“你們的意見極是。組建政黨必須理論開道才是！”邊說邊在屋子里來回走動著的他突然停下道：“這樣，我們第一件事，是盡快把《共產黨宣言》翻譯出來，然后想法在漢俊你們的《星期評論》上發表。第二件事是馬上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建立自己的無產階級政黨作準備！還有，我也盡快把《新青年》從北京再搬回上海，要讓它成為新的政黨的機關報……”

　　“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見，我們馬上分頭行動！”李漢俊和陳望道異口同聲表示贊同。“仲甫”是陳獨秀的字號，早期黨內的同志都這樣稱呼他。

　　后來，李漢俊把自己從日本帶回的一本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和一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交給了陳望道。“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必須字字翻譯準確，此事非望道莫屬！”陳獨秀緊握陳望道的雙手，深情地道：“拜托了！”末后又說：“望道，你最好別在上海，躲到哪個世外桃源去把它突擊翻譯出來吧！”

　　陳望道苦笑道：“那只能回我老家義烏了！那兒就是你們想找我也不容易找得到呢！”

　　“太好了！”李漢俊興奮地說，“我隨時把《星期評論》的版面給你騰出來。”

　　陳獨秀馬上擺擺手：“可不是僅僅在你的《星期評論》上發，還應該出單行本！讓所有中國革命者和進步的青年們人手一冊！”

　　李漢俊和陳望道相視一笑，這也讓他們更加堅定了同路者的信念。

　　1920年的早春，陳望道帶著兩本外文版《共產黨宣言》，冒著寒風、踩著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鄉浙東小山村分水塘。

　　為了安靜，陳望道就在自己家的柴屋里擱了一張桌子，開始了他的翻譯。

　　“融兒，這里太冷，搬到堂屋的閣樓去寫吧！”母親一邊喚著陳望道的乳名，一邊給他的雙腿蓋上一件厚棉衣。

　　“不妨，娘。這里安靜，我需要安靜！”陳望道埋頭繼續翻著那本母親看不懂的“洋文書”……

　　翻譯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陳望道不一樣。德國人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如同黑夜籠罩著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炬，照得陳望道眼里一片光明：原來，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類和中華民族的“良方”呀！

　　你聽，其聲如擂鼓，振聾發聵——“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游蕩。”

　　你聽，其聲如擂鼓，讓人清晰明了——“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這就是世界的未來！中國的未來！

　　陳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動了！激動的時候，他便高聲地用英語或用日語誦讀《共產黨宣言》……他的聲音在故鄉的那片山谷間回蕩。

　　古樸的山鄉讓陳望道得以全神貫注地進行著自己的翻譯，神往于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現出的世界風云。

　　陳望道一邊翻譯，一邊細細地領會著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產黨宣言》，并且更加堅信它就是擺脫舊世界枷鎖的真理之光！于是，這位義烏青年忘掉了身邊所有的一切，唯有筆尖在紙張上“沙沙”作響……

　　這時，母親拿著飯碗和幾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紅糖進了屋，見兒子埋頭在紙上寫字，不舍打擾，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門輕輕掩上。

　　江南的早春，時有陰雨。雨水從屋檐滴下，恰好落在柴房的小半邊屋頂上，“滴答滴答”的水聲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瀾壯闊的革命激情與文獻譯著之中的陳望道，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屋外的雨天，只是感到饑腸轆轆時，才下意識地伸手抓起桌上的粽子，用手扒拉著解開粽葉，然后習慣性地在碟子里蘸點紅糖，再塞進嘴里。咀嚼著那母親專門為他包的香噴噴的粽子，他覺得很潤、很甜，就這樣邊吃邊譯……

　　“融兒，紅糖夠不夠呀？”這是母親的聲音，她怕打擾兒子，就站在門外問道。

　　“夠了夠了……蠻甜的了！”兒子在里邊傳出話來。

　　快到傍晚時分，母親輕手輕腳地推開柴門，去給兒子收拾碗筷。嗯？碟子里的紅糖咋沒動？母親覺得奇怪，便看看仍在埋頭寫字的兒子，越看越不對勁：“你的嘴上咋弄得這么黑呀？”

　　“啥？”陳望道這時才抬起頭來。

　　“哎呀！盡是墨哪……”母親叫了起來，“你咋把墨弄到嘴里去了嘛？”

　　陳望道順手往嘴邊一抹，再一看，便哈哈大笑起來：“娘，是我剛才把墨汁當成紅糖蘸著吃了……”

　　“看你！”母親心疼地嗔了一眼兒子，嘀咕道，“你啊，一有書看，有字寫，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跟糖能一樣嗎？我看，都是這書把你搞糊涂了。”

　　兒子笑了，說：“娘，我沒糊涂，你的粽子和紅糖很甜，我這書也很甜呢！”

　　陳望道完成翻譯之后，立即返回上海，將翻譯的中文稿交給了李漢俊和陳獨秀。陳獨秀對陳望道所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大加贊賞，但是說到出版，這位囊中羞澀的大教授就有些為難了。

　　李漢俊剛回國就投身宣傳馬克思主義，所辦的《星期評論》雜志本來就是自己和朋友掏錢的賠本買賣，怎能再血本付出。陳望道苦干了幾個月的“義務勞動”，也沒人再好意思讓他“出血”。

　　已經幾個月沒薪水的大教授陳獨秀無奈地雙手一攤，聳聳肩，自嘲道：秀才想打仗，沒錢買槍炮……實在是愁煞人啊！

　　就在這個時候，列寧領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派來一位幫助中國組建共產黨的代表維經斯基。

　　維經斯基第一站到的是北京。他首先找到了正在北大圖書館任職的李大釗，向他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他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李大釗則向維經斯基介紹中國的革命形勢和五四運動的過程與性質，同時又把鄧中夏等進步學生介紹給維經斯基。

　　隨后維經斯基在李大釗的介紹下，來到上海，迫不及待地去見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

　　“我們現在是要啥沒啥，除了一張嘴和一支筆外……”陳獨秀對維經斯基的到來十分高興，見了客人，他的直性子就上來了，因為此時他正發愁沒錢出版《共產黨宣言》。

　　“這個我們支持！”維經斯基立即拿出1000元大洋的銀票交給陳獨秀。

　　陳獨秀接過銀票，大喜。他隨即交代李漢俊：“找個進步的出版社，抓緊印！”

　　很快，第一本中文版《共產黨宣言》在上海誕生了！它如一束迷霧中透出的陽光，迅速驅散了那些在黑暗中尋找光明者頭上籠罩的陰霾……

　　1920年5月，陳獨秀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有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沈雁冰（即文學家茅盾）、邵力子等。6月，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黨組織。

　　之后，李漢俊等根據陳獨秀的指示，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名義，開始向北京、長沙、武漢、山東等地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寫信，要求建立起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同時加緊籌建“中國共產黨”。

　　“到底叫‘社會黨’還是……”陳獨秀在關于黨的名稱上有些拿不準，便與北平的李大釗商量。

　　“叫‘共產黨’！”李大釗毫不猶豫道。

　　“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就是由“北李南陳”確定下來的。

　　下面的許多事我們都知道了：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舉行。地址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興業路76號），該房子是李漢俊和他哥哥李書成的寓所，人稱“李公館”。

　　中國的偉大歷史就從這里掀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