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1月26日清晨7點03分，央視《新聞調查》攝制組從北京出發，前往武漢。一行人中，有曾在抗擊“非典”、非洲埃博拉疫情報道中有過突出表現的資深記者楊春。

　　“很多人會說，我們這些記者也是逆行者，其實說起來很慚愧，那些面對烈焰沖向火海的消防隊員，他們才是逆行者，那些一直在武漢堅持戰斗了很長時間的一線醫務人員，他們才是逆行者，面對這樣一個重要時刻，我們更愿意做一個記錄者和觀察者。”

　　第一時間請戰，就應該是我去。

　　楊春赴武漢采訪，可謂“不告而別”。1月26日，農歷正月初二，太太回娘家過年，他卻踏上開往武漢的高鐵。“決定要去武漢，我第一個簡單的想法就是，還是不讓家里的父母、老婆孩子都知道了。所以是到了武漢之后，我才給她（太太）打了一個電話。她還在娘家呢，正巧也是一個機會，如果在一塊兒，（解釋）也還挺麻煩的。”問及為什么一定要上前線，楊春脫口而出：“就應該是我去！”

　　看見楊春出現在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報道現場，有觀眾驚呼：“天哪，是楊春，是楊春！楊春回來了！”沒錯，在很多人的印象里，17年前的2003年，也正是這位踏實穩重的記者沖在抗“非典”報道一線，將情況真實、客觀地報道給電視機前的觀眾。如今，龐雜紛亂的信息帶來的緊張情緒中，又一次在抗疫報道一線看見楊春，一如既往冷靜客觀的態度、深入體貼的觀察，自然而然令許多觀眾平添一股信賴。

　　“在‘非典’的時候我穿過這樣的防護服，在非洲塞拉利昂報道埃博拉疫情的時候我也穿過這樣的防護服，今天來報道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我又穿上了。”一次報道中，“全副武裝”的楊春這樣說。

　　對這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楊春從一開始就持續關注。聽說臺里要向武漢前線派出報道小組，他第一時間“請戰”，擔心自己“選不上”，還“給領導們打了一圈兒電話。”

　　“我覺得就應該我去。我有這方面報道的經驗，好鋼要用在刀刃上！但我的情況比較特殊。”楊春說，他剛從海外記者站駐站回國，還處在“轉任期”。“不屬于新聞中心：我怕因為這個選不上我，就得更積極主動去爭取。還好老領導老同事都比較體諒我，把我派過來了。”

　　到達武漢之后，楊春給妻子打了一個電話。“在西非報道埃博拉疫情的時候，我在微信里把我老婆給屏蔽了，結果呢，有共同認識的人告訴她了。后來我一想，在這個信息時代也不太瞞得住她，就算了吧。”電話里，一句“我來了”似乎包含了千言萬語，對楊春的選擇，妻子表示理解。“因為她知道，我在后方也待不住。”

　　17年前，楊春曾在他的“非典”日記里寫下：“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卡帕，就是拍《共和國士兵之死》的那位，說過這么一句話：真正的戰地記者，就是在戰斗中始終沖在尖刀連的前面，再回過身來，拍士兵沖鋒的那個人。我始終覺得，這句話應該成為每個新聞記者的信條。對于和平時期來說，阻擊非典，就是最大的戰役。”

　　17年，歲月流逝，初心不改。“我知道這種疫情（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意味著什么，小到個人，大到國家，所以就要盡可能把它全面地報道出來，咱們干這行兒的，就是職責所在，使命所在。”

　　最兇險的地方，他一個人進去

　　“這種重大疫情報道，一定要考慮到整個大的背景，一段時間以內，它對一個城市，對我們整個國家，意味著什么？我們絕不能以3分鐘熱情來關注這件事，它絕對不是一次小小的接觸戰，而是一場持久戰。”楊春說。

　　在武漢前線報道，楊春有許多并肩戰斗的伙伴，有一些年輕記者，初次經歷這樣的重大疫情報道，會有一些恐懼，不知道該如何保護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展開報道。對他們來說，楊春是“老大哥”，也是“主心骨”。有時候，他會講一些自己在“非典”報道、埃博拉報道時的親身經歷，既是把寶貴經驗分享給這些年輕人，也是幫助他們平復緊張的情緒。“危難險重的任務，沒有一個人是退縮的。可能心里有點忐忑，有點打鼓，但是關鍵場合、關鍵時刻，大家肯定都是頂上去，表現出良好的專業素養和昂揚的斗志。”

　　每天的工作都很緊張，白天出門采訪，晚上還要看素材，編片子。最忙的一天，早上七八點開工，晚上忙到凌晨一兩點，楊春上午進重癥病房，下午又進ICU（重癥監護室）。ICU里的單間，住的患者都是重癥中的重癥，還包括一個強力感染者。在決定進去采訪的那一刻，楊春回頭，一擺手攔住了身后的攝像。“沒想太多。”楊春說：“ICU跟病房還不一樣，所有ICU的病人都是插著管的，也就是說，他的口腔某種程度上是開放的，我們都知道，這種呼吸道的敞開意味著什么。能少進一個是一個，所以我就是一個人進去，然后拿手機拍攝。”

　　已經很熟悉厚重的防護服，但楊春在穿脫時依然一絲不茍，他深知，科學防護才是進入這樣一個現場的正確方式。“防護服的穿法非常嚴格，不小心一個程序搞錯了，就意味著危險，比如手套的邊緣一定要套住防護服，不留一絲縫隙，手套至少要戴兩層，一個肉眼看不到的小縫隙，病毒進來也很可怕。”

　　盡管對自己的防護措施非常有信心，事后楊春還是反復消毒，堅持每天自己測體溫。“畢竟是最兇險的地方”，楊春坦言，“還是挺怕的”，這種害怕源自對病毒和疫情的深入認知。

　　不過，在出鏡時，甚至他在向記者講述這段經歷時，聲音依然那么平靜。“我快50歲了，比別人能夠更平靜一點，作為記者，你先害怕，或者先興奮，都有可能失去那種客觀公正的立場。”

　　一條長長的線，把珠子串起來

　　在武漢前線報道，每天都有新情況，每天都有新變化，但《新聞調查》“一般是做長線的、大容量的報道，需要長期的跟蹤調查，而不是那種幾分鐘的短消息。”不過，“我們一直堅持去尋找、去發現有價值的新聞線索”。楊春說，目前他們正在跟蹤報道一名剛剛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老雷。此前電話聯系采訪對象老雷時，他還僅有發熱癥狀，1月29日，楊春突然得知，老雷已被確診入院接受治療。

　　“一確診，就意味隨之而來的一系列變化，醫院是不是啟動了應急預案？他的家庭怎么切斷傳染途徑？社區、街道應該怎么做？怎么進行消殺，乃至怎么對這個家庭進行精神撫慰？他自己怎么去面對這件事？特別是他的妻子也因為‘疑似’在醫院隔離，孩子在外地，76歲的老母親獨自一人被隔離在家，這是他最大的牽掛……”

　　1月30日，楊春跟隨社區人員去探望了老雷的母親。離開的時候，老人站在門口目送他們下樓，攝像一直在拍攝，光線慢慢暗下去，楊春心里突然一陣發酸。“這個家庭是不幸的，但從一個個人投射到整個家庭，然后投射到整個社區、整個社會，不僅對于這次疫情報道，乃至對于整個疫情研究，都具有一個樣本的意義。”楊春說。“至今我們所有的報道都是點對點，但我希望能夠達到一個全景式的展現，用一條長長的線把所有這些珠子都串起來：一個普通人從發病到確診，到最后……我們希望他能夠痊愈出院，那將是我們最高興的事。一段時間以后，當我們再回顧，會發現原來我們對這次疫情的報道，有這樣一個完整的記錄，而不僅僅是片段式的新聞……”

　　正月初五“破五”，賓館特地給在武漢采訪的記者們送來餃子，楊春和同事們干了一杯，祝福武漢早日“康復”。“武漢人骨子里有一種樂天的、不太在乎的那種精神，盡管在疫情面前通常會讓人有點擔心，但也常常感染我，時時鼓舞我。我相信困難只是暫時的，大家共同努力，一定會渡過難關。”

　　相關鏈接：戰友倒下了，我會繼續戰斗

　　1月28日，記者楊春正在采訪武漢市肺科醫院重癥監護室主任胡明時，一個突如其來的電話中斷了采訪，也讓胡明淚流滿面。原來，電話那邊是他的好戰友、好兄弟，另一家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醫生，在連日救治重癥患者時不幸感染，如今病情危重。

　　1月29日，楊春再次采訪胡明。胡明告訴楊春，電話里好友對他說，“我覺得我快不行了，呼吸困難。”同是重癥監護室醫生，遇到疑似患者，幾個朋友通常都會交流一下治療方法，“那天他說，我這里收了個病人，我把片子給你看，你看看是不是（被感染）？當時核酸試劑也沒出來，我說疑似吧，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結果過了兩三天才知道，那片子就是他的。”

　　“這兩天他開始出現呼吸困難，早期治療好像效果也不明顯。我基本上一直在搞極危重癥（救治），對這個病情的變化還是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在這種狀態下，出風險的幾率就非常大。都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平時關系又那么好，突然他就倒下了，情緒上一下很難接受。”但平靜下來后，他迅速調整情緒，重新投入到工作中。他說，醫生不能情緒波動，面對生死，更要做出正確決定。“該戰斗，你還得繼續戰斗，總不能因為身邊的戰友倒了，你這個戰斗就結束了。這疫情沒結束，你還能夠做，難道說你就退了嗎？不能退啊。如果我們都退了，那還能指望誰呢？重癥（監護室）永遠是疾病的最后一道關，最后一道關守門的我們都已經退了，就跟球隊一樣，永遠沒有守門員了。”

　　楊春說，第一次采訪胡主任結束之后，他曾經猶豫過，是不是要把胡主任這種情緒流露通過鏡頭展現給觀眾，但是第二次采訪完胡主任，他沒有了這些猶豫。“因為胡主任說的那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同一個戰壕的戰友倒下了，但是陣地還在，不能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