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王紹據，1947年10月生，福建福鼎人。1982年任福鼎縣委辦副主任兼縣委新聞科科長、縣廣電局局長，1989年8月調地區負責《閩東日報》復刊工作，同年11月任報社總編輯。其后兼任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寧德記協主席，寧德市委委員、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采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李 政

　　采訪日期：2017年6月4日

　　采訪地點：寧德原地委大院會議室

　　采訪組：王總編您好！習近平同志在寧德時一手主持了《閩東日報》的復刊工作，您作為當事人，請談談當時的情況。

　　王紹據：《閩東日報》創刊于1952年4月，前身叫《新農村報》，1958年7月改版為《閩東日報》，曾被評為全國三家先進地方報紙之一，《人民日報》1960年6月12日曾刊發《閩東日報》代表介紹經驗的文章。1961年，因經濟困難，《閩東日報》又改為《閩東報》，隔日出刊，后改為周三報。1969年在“文革”時期停刊，一停就是20年。

　　1988年，習書記來到寧德之后，感覺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暢、基礎不好，指導基層開展工作有困難。這種情況下，他提出由地委宣傳部研究恢復《閩東日報》。我覺得他應該是受到原省委書記項南同志影響，項南書記有一句名言：“不懂得利用報紙做工作的領導是手工業式的領導。”就是說，沒有新聞輿論就不利于開展工作。所以習書記下決心一定要把這個報紙辦起來。可是《閩東日報》要復刊，人、錢、物什么都沒有，怎么辦？習書記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來解決。

　　第一件事就是物色合適人選。當時有兩種方案：或者請《福建日報》的記者、編輯來幫助復刊，或者高薪到外面請人來辦。后來，這兩種方案都沒有成功。一是《福建日報》的記者本來就有很多事情，這邊復刊工作量很大，兩頭兼顧不下來；二是當時財政非常困難，捉襟見肘，一些地方干部的工資都發不出來，何談高薪請外援。最后決定就地取材，在寧德本地尋找辦報人才。我當時在福鼎縣當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兼新聞科長、廣電局長，主要負責新聞方面的工作，算是有一點經驗。于是，這項光榮的任務就落到了我頭上。

　　其實，當時我對他們物色人選的事一無所知。我清楚地記得，那是1989年8月26日，習書記的秘書打來電話說：“老王啊，我們習書記有事情找你，你明天到他辦公室來一趟。”我當時聽了，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8月27日早上7點鐘，我就動身出發，從福鼎到寧德走了4個小時，到了地委大院，我熱得氣都喘不上來。習書記在辦公室里，一看到我來了，馬上走出來，親切地和我握手，說：“紹據同志，你辛苦了！”他看到我滿身是汗，趕緊從櫥子里拿出一條嶄新的毛巾給我擦汗，還端了一杯茶過來，讓我先歇一歇。我本來覺得很拘束，但見他這么親切，感覺距離一下就拉近了。

　　習書記讓我坐在沙發上，和我談了起來。他說：“這次我們研究準備辦一張報紙，想請你來負責復刊的具體工作，盡快把《閩東日報》重新辦起來。你有什么困難，都可以跟我說。”聽他講完，我嚇了一大跳，一時沒反應過來，脫口就跟他講了三句大實話。我說：“習書記，我一沒有文憑，小時候家里窮，13歲就輟學了；二沒有辦過報紙，毫無這方面經驗；第三，現在寧德地區財政這么困難，要辦一份報紙談何容易啊！”他聽了以后，稍微思考了一下，針對我說的三點困難一一給我吃定心丸。他說：“文憑不是問題，關鍵是有敢于擔當的責任心。我看到你1984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讀者來信，當時你敢于揭露寧德貧困狀況，為廣大群眾疾呼，引起廣泛討論。就沖這一點，就說明你對閩東有感情，對黨的事業有擔當，我相信你。關于經驗問題，你畢竟在基層寫過新聞稿，在復刊工作中還可以邊實踐邊學習，不斷積累經驗。經濟上，現在我們財政確實非常困難，但地委決定從‘牙縫’里擠出10萬塊錢給你作為‘起家本’，相關人員由你組織，用兩個月時間把報紙拿出來。”

　　就這樣，習書記和我談了20多分鐘。我完全沒想到，我與習書記素未謀面，第一次見面，他就對我如此信任，又如此坦誠，打消了我所有的顧慮。我下定決心不辜負他的期望，把《閩東日報》重新辦起來。8月28日我回到縣里移交工作，第二天就到寧德上班了。

　　采訪組：《閩東日報》復刊期間，有沒有遇到什么困難？習近平同志當時是怎樣幫助解決的？

　　王紹據：那個時候報紙復刊就是一切從零開始，一無所有，先在軍分區一個小閣樓里租了兩個房間，開始“招兵買馬”。考慮到從事新聞工作要有一定的學識和素養，我們就先從教師里招人，這樣上手比較快，也能保證辦報質量。

　　時間一長，又面臨一個新問題：軍分區的房子很貴，兩間房的房租一個月要600多塊錢，那個時候是不得了的。租了半年多以后，我實在是覺得負擔太重，就找到習書記說：“書記，我們就這10萬塊錢，想方設法省著花。可光房租這一項就要用掉好多錢，我是真心疼啊！”他聽了之后，告訴我他心中有數，他來解決。后來，在習書記的協調下，我們的房租就全部免掉了。少了這一項負擔，我們更加心無旁騖地做著復刊工作。兩個月時間，我瘦了20斤，但能跟著習書記做這項有意義的事業，我感到很值得。

　　終于，1989年11月1日，《閩東日報》復刊了。那個時候不叫《閩東日報》，叫《閩東報》，因為是一周一期，后來變成一周三期，直到1993年才變成日報。習書記親自為《閩東報》撰寫了熱情洋溢的復刊詞《堅定方向弘揚正氣振興閩東》。他寫道：“期望《閩東報》重展當年雄姿，緊扣時代脈搏，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新閩東的宏偉大業中奏出時代的強音。”他親自擬定了辦報宗旨和編輯方針，提出要大力宣傳本地區各條戰線的新成就、新人物、新典型、新經驗，探討新問題。還要幫助廣大干部群眾了解信息、拓寬思路、增長才干，促進閩東經濟振興，推動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向前發展。

　　采訪組：在《閩東日報》復刊過程中，習近平同志就辦刊等問題和您聊過哪些想法？

　　王紹據：我們當時住得很近，他在地委宿舍，我在軍分區，他平時經常到軍分區散步，晚上有時候就到我這里來找我閑聊。他經常和我講一些辦刊的想法。講得最多的有這樣三條：一是新聞工作要把握時代脈搏，既要結合當前形勢傳達好、宣傳好、貫徹好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又要著眼閩東實際，為振興閩東服務；二是報紙要形成一面旗幟，成為地委的喉舌，發揮正確的輿論導向作用；三是報紙內容要接地氣，要反映群眾真實的心聲和呼聲。他很推崇毛主席講過的一句話：“一個報紙既已辦起來，就要當做一件事辦，一定要把它辦好。這不單是辦的人的責任，也是看的人的責任。”可見，他對辦好《閩東日報》、對做好閩東的新聞工作有很深入的研究，也有深刻的思考。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調離寧德后，對《閩東日報》還一直關注嗎？

　　王紹據：1990年6月，習書記就調到福州去了，但他一直關心著《閩東日報》的發展。《閩東日報》復刊10周年的時候，他寫了一個題詞“為振興閩東服務”，15周年的時候，他在浙江省委書記任上，又專門發來了一封賀信。1996年，報社從軍分區搬出去，在法院舊址上蓋新大樓，8月10日舉行奠基儀式。當時習書記已經是福建省委副書記，但他是我們的老書記，又是推動《閩東日報》復刊的決策人，我們還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給他發了請帖。本以為他公務繁忙，脫不開身，可沒想到當天他專程趕到這里，就為了出席僅有10分鐘時間的奠基儀式。這對我們閩東報人是一種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還是2000年，我帶隊走訪全省特困鄉洪口鄉，考察了這個曾是全省最困難鄉鎮的脫貧歷程，寫了一篇7000多字的《走近洪口特困鄉》長篇通訊，發表在《閩東日報》上。沒想到習書記注意到了這篇通訊，還一口氣作了100多字的批示，大意是：看到這個特困鄉有這么大的變化，他感到非常喜悅；但是這個變化還是階段性的，我們的扶貧工作還需要繼續努力，希望全省各地都要繼續努力。他離開閩東，仍然牽掛著閩東，也一直關心著《閩東日報》的發展，還特別樂于看到《閩東日報》在閩東脫貧致富路上發揮應有的作用，我想這也是他當初推動報紙復刊時的初衷吧。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一直牽掛著寧德的扶貧狀況。您作為新聞工作者，當年有沒有和他一起下鄉調研的經歷？能給我們講一些具體的事例嗎？

　　王紹據：1998年、1999年，習書記擔任省委副書記兼省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我跟他下鄉的機會比較多，每次到寧德都是我陪他去調研。他的調研工作非常深入，而且非常務實，尤其關心貧困群眾和弱勢群體的生產生活，解決連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搬遷問題就是典型例子。

　　連家船民是福建最危困的一個群體，廣泛分布在沿海地區，主要在閩東，大概有13000多人。他們一生都在海里面漂泊，一家人擠在一條船里面，船就是房子，就是所有家當。連家船民過去被人歧視，叫作“曲蹄”，因為他們世世代代蝸居在船里，腳都是彎的。船上的漂泊生活非常危險，遇到狂風暴雨，船一翻，一家人的性命都沒了。所以習書記下定決心解決連家船民上岸問題，給他們在岸上建了房子。

　　上岸問題解決之后，他并沒有認為這件事就結束了，又去找那些連家船民搞回訪，我跟他一起去過。結果，我們發現不少人上岸之后又回到了船里。這引起了他的重視，房子都建了，為什么他們不愿意住在里面？帶著這份疑問，他堅持打破砂鍋問到底。1998年夏秋之交，我陪他到霞浦縣鹽田鄉，走進船艙，和船民面對面交談。習書記個子很高，而連家船的船艙很矮小，他幾乎就是趴著進到船艙里的。我們找到船老大，問他：“岸上已經給你們建了很好的磚瓦房，你們為什么不上來？”船老大見到習書記，很吃驚，沒想到這么大的領導會跑到船上來找他。他很感動地說：“想不到你這個大官會來到小船里，我就給你們說真話。我們這些人一輩子靠海為生，上岸后只有一個房子，有什么用？我們吃什么？哪有錢買菜、哪有錢買衣服？”習書記聽后，回到機關就召開會議進行研究，后來又回到連家船聚集較多的福安縣開了一個現場會。他說：“解決連家船問題，根本的是解決船民上岸、定居、樂業一整套問題，不僅有房可住，還要有業可就。”他還提出很多具體務實的意見，比如給連家船民建的房子不能建高層，照顧他們的居住習慣；要讓他們能夠養雞養豬，能靠養殖業解決生計問題，等等。這個現場會開完以后，他立即要求做好相應的實施和推廣工作，連家船民上岸問題從此得到徹底解決，人上岸了，心也上岸了。

　　另外，我感到習書記對寧德文化建設也非常重視，把閩東的錦繡河山和燦爛的文化傳統比作“閩東之光”。我們閩東的確有很多特色文化，尤其是畬族文化。畬族沒有文字，但有獨立的語言，他們的歌叫作畬歌，在一些飲食服裝方面很有特色。當時習書記對這些內容都很感興趣，還多次開會強調要多從文化角度找到閩東的閃光點，做到知我閩東、愛我閩東。他還就怎樣傳承畬族文化、保護畬族文化提了很多意見，鼓勵閩東搞旅游開發。這在當時來講，都是很超前的觀念。

　　采訪組：當時您陪著下去調研，習近平同志一般都和群眾聊些什么？問些什么問題？

　　王紹據：習書記很接地氣，問的都是實實在在的話、群眾聽得懂的話，比如說家里有幾口人，今年收入多少錢，收入靠什么，每樣能賣多少錢，等等。而且他不是隨口問問就算了，了解之后還會認真計算一下。比如說養豬收入多少錢、賣茶收入多少錢、種蔬菜等經濟作物多少錢，把這些零散的加起來，和之前地方政府匯報時講的數字作比對，就知道那些數字是否有水分。比如稻谷，畝產1000斤就不得了了，平常也就是七八百斤，如果有的地方報1500斤，他就知道肯定是虛報了。習書記在陜北當過七年知青，對農活很在行，在這上面搞貓膩騙不了他。他和群眾聊天都問真情實況，基層干部不敢給他講假話。他的務實，正體現于此。

　　采訪組：2016年2月19日，您在赤溪村與習近平同志進行了視頻連線。您認為當時為什么選擇赤溪村這樣一個地點？

　　王紹據：赤溪村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可以說就是中國扶貧的一個縮影。1984年，我在福鼎縣委報道組組長任上，也算是基層一個普通的通訊員，有一次到赤溪村調研，震驚于當地的貧窮落后，那真是“祖祖輩輩吃番薯度日，買不起鞋子光腳板”的辛酸景象。我寫了一個情況調查《窮山村希望實行特殊政策治窮致富》，寄到《人民日報》，沒想到《人民日報》6月24日在第1版上以讀者來信形式刊發出來，當時喬石同志作了批示。批示傳真件很快傳到福建省委，又傳真到我們福鼎縣委，1984年6月下旬，赤溪村扶貧工作就正式開始了。這是我們黨最早有領導有組織地開展扶貧工作的村，所以叫作“扶貧第一村”。30多年間，赤溪村經歷了“輸血”“換血”“造血”三個扶貧歷程。輸血扶貧就是缺什么給什么，缺錢給錢、缺糧食給糧食。換血扶貧就是實施搬遷，因為當地陸地條件太差，作物很難種植，既然一方水土難養一方人，就搬到條件好的地方去。最后是造血扶貧，如果不能發揮人民群眾的內生動力，扶貧最終是扶不起來的。赤溪村因地制宜精準發力，激發群眾的脫貧意識，敢于同貧困作斗爭，現在依靠開發旅游資源和村民自主創業，赤溪村已經實現了脫貧致富，成為中國許多貧困山村脫貧致富的一個典型。

　　2014年是《人民日報》刊登赤溪村貧困狀況30周年，《閩東日報》刊登了整版“中國扶貧第一村的嬗變”，由福建省委辦公廳摘其要報送到國家民委，國家民委把相關內容做成簡報，呈送給習近平總書記。他看了赤溪村的變化，作了200多字的批示。2016年2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文章《脫貧路上的赤溪村》，第10版整版刊發了長篇通訊《“中國扶貧第一村”脫貧記》，這兩篇文章中都提到了我。據說總書記在十分繁忙的情況下把這兩篇稿件都看了。我想，習書記選擇在赤溪村視頻通話，代表了他對寧德這片土地的深深眷戀，也代表了他對寧德人民的深深惦念。而他選擇與我視頻連線，可能也是看了這兩篇新聞稿的緣故。

　　采訪組：請您給我們講講當時視頻連線的具體情況。

　　王紹據：當時我完全沒想到自己能和總書記視頻連線。2016年2月，《人民日報》兩篇報道刊發不久，市委宣傳部長給我掛電話說：“你最近不要離開寧德，北京有客人可能要找你。”我沒想太多，就說可以。到了2月17日，《人民日報》福建分社的社長給我打電話，說：“下午會有車來接你，咱們一起去一個地方。”我問去哪里，他說：“現在你不要問，你就跟我來。”下午見了面，坐上車，他才告訴我去赤溪村，一路上也沒再解釋什么。

　　2月18日下午，人民網總裁和我們連線，他說：“請大家明天一定要精神飽滿，總書記要和你們視頻連線！”我當時聽了感到非常震撼，總書記要跟我們對話！那我要怎么說呢？我覺得，習書記在寧德和我們是很親近的，無論如何都要帶著真感情和他對話。

　　2月19日，視頻連線開始，先由赤溪村黨支部書記向習近平總書記匯報1分鐘，總書記再和他進行對話后，就輪到我了。看到總書記就像站在我們面前一樣，我一下子就激動了，鉚足了一股勁，大聲地說：“總書記，新年好！請允許我代表鄉親們給你拜個年！回想你在寧德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們都歷歷在目，記憶猶新，我們大伙都非常想念你呀！赤溪村脫貧致富有如此變化的今天，印證了你在批示中的16個字：‘艱苦奮斗、頑強拼搏、滴水穿石、久久為功’。”其實心里還有很多話想對他說，但時間所限，我最后講了一句話：“總書記，鄉親們熱切盼望你回寧德走走，到赤溪村看看！”這一講，一下子就把總書記的感情牽動了起來，他深情地講道：“紹據啊，看到你我感到很高興。一聽說你已經退休了，我很感慨，當年我們一起下鄉的時候你還是個小伙子。當年，我們的下鄉調研還是比較深入的，所以現在我特別注重倡導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能夠深入基層，新聞戰線的同志也要多接地氣，這樣才能了解真實情況。你幾十年前報道赤溪村的情況就很有新聞價值。赤溪村脫貧致富的歷程就是全國扶貧工作的歷程，要很好地總結。紹據，你是當地的‘活地圖’‘活字典’，要很好地幫助大家總結扶貧經驗，提供一些實際情況，為下一步全國全面擺脫貧困、建成小康社會發揮余熱。最后，也祝你們新春愉快，生活幸福、事業興旺！”原本計劃4分多鐘的視頻連線，總書記跟我講話就講了3分20秒。聽著總書記的親切話語，望著他充滿喜悅的神情，我一直熱淚盈眶。

　　采訪組：那一次視頻連線對赤溪村、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王紹據：當天下午，很多朋友甚至在國外的朋友都給我打電話表示祝賀，打得我手機一直發燙。回家后我也不敢隨意出去，很多陌生人看到我都高興地和我打招呼說，“你真厲害啊，能跟總書記視頻連線”。直到4個多月過去了，我在街上走，還有出租車司機在我旁邊停下來，說：“我認得你，你是和總書記視頻的那個人！”說著，還讓我免費坐他的車。我知道我是沾了總書記的光，這代表著大家對總書記的尊敬和愛戴。

　　這次視頻連線對赤溪村的影響就更大了，總書記相當于為赤溪村做了一次廣告。第二天就有很多人慕名而來，想幫助赤溪村盡快致富。我舉一個例子。視頻播出以后，廈門有一個人專程自駕來到赤溪村，看到村里很多女同志包著頭巾，他問是什么原因，女同志就說是患了偏頭痛，到處都治不好。他就拿出家里祖傳的秘方免費為她們治療。他后來連續來了8次，帶著自己熬的藥，把村里的人都治好了。村民們做了面錦旗送給他表示感謝，他說：“這要感謝總書記呀，沒有總書記的視頻，我也不會知道赤溪村，更不會來到赤溪村。”

　　采訪組：作為曾經和習近平同志一同工作過的新聞人，您還有什么切身感觸嗎？

　　王紹據：總的來說，在我與習書記有限的相處中，有一個很深刻的體會，就是在習書記身上，無時無刻不體現著一種務實精神。具體體現為五個“實”：一是為人樸實，他從廈門到寧德來當地委書記，可以說是一方主官，但他從不擺闊氣，辦公、開會的地方都原封不動，住也是在地委提供的舊宿舍里。他穿的衣服非常樸實，我看穿得最多的就是三件：夾克衫、中山裝，冬天還有一件羽絨服。二是待人誠實，就是非常平易近人，沒有官架子，經常主動跟別人打招呼，和什么人都能聊上幾句。三是講話真實，他怎么想就怎么說，不會拐彎抹角，正確的事情就支持，錯誤的就反對，不做“好好先生”。四是工作踏實，從來都是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干，不講虛的，也不好高騖遠。就我們閩東扶貧來講，他一直堅持“弱鳥先飛”“滴水穿石”，這是他治理閩東的名言，也是科學的發展理念，是他經過仔細調研、總結經驗后針對閩東實際情況提出來的。五是領導務實，他在寧德不論是扶貧、創收還是開展文化活動、發展經濟，都是貼近寧德實際、貼近老百姓生活去做的，而不是急于燒“三把火”，或是搞什么“大干快上”。

　　我在新聞宣傳口工作了一輩子，從農村出身的農民通訊員到小縣城里的一個專職新聞干部，成長為一個地方黨報的總編輯，我感謝習書記的信任和重托，感謝他對我一片赤誠的肯定與鼓勵。正是他在閩東期間所體現出來的對閩東振興的殷殷期盼，鼓舞著我在新聞戰線上不斷做著鼓與呼的工作。他對閩東方方面面工作投入的大量心血、為寧德建設勾畫的長遠藍圖，我都努力通過新聞宣傳的手段傳遞出去，讓更多的人了解閩東、了解習書記的施政方略。他30年不曾更改的對閩東的厚望，是我們進一步扎扎實實做好工作的動力。我會按照他的囑托，做更多為閩東發展發揮余熱的事情。

習近平在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