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持續努力，我國實現了由封閉經濟體向高度開放經濟體的歷史性轉變，同全球經濟互動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不斷增強。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經濟正轉向高質量發展，對外開放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決定》提出的“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主要出于以下4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這是推動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高質量發展是實行創新驅動的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迫切需要更大程度引入國際先進技術、經營理念、管理經驗和市場機會，迫切需要以更強力度拓展國際人才、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通過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促進全面深化改革，促進高質量發展。

　　第二，這是從我國開放型經濟體制現狀出發的戰略選擇。我國開放型經濟體制尚存在水平還不高、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問題，需要進一步提升層次和水平。一是我國制造業對外開放時間較早、程度較深，而服務業、農業等領域開放相對滯后，成為制約經濟轉型升級的短板。今后在制造業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同時，要放寬外資準入限制，推動服務業、農業擴大開放。二是我國“引進來”的體制機制安排相對健全，而“走出去”的體制機制建設相對滯后。今后在進一步保護外資合法權益、促進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同時，要健全促進對外投資政策和服務體系。三是我國開放型經濟目前是以商品和要素等流動型開放為主，而學習借鑒引入國際通行規則、規制不足。今后要著力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形成對外開放新的制度優勢。四是我國開放型經濟體制對貿易、投資等微觀層面的多雙邊體制機制安排比較多，而對涉及利率、匯率、資本流動、人民幣國際化等宏觀層面的多雙邊協調考慮不足。今后要充分考慮大國經濟、現代化經濟體系同外部世界的雙向外溢影響，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著力推動建立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

　　第三，這是在經濟全球化規則面臨重構、全球治理體系面臨變革形勢下的主動擔當。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滯后影響繼續顯現，經濟全球化面臨逆轉風險，保護主義和內顧傾向明顯上升，全球化動力系統面臨轉換、規則體系面臨重構。在這樣的新形勢下，我們黨和國家提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意味著主動舉起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旗幟，自主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積極推動制度型開放，維護多邊貿易體系，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建設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讓中國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惠及周邊和世界其他國家，顯示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精神。

　　第四，這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現實需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都對經濟安全和風險管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維護國家經濟安全、防控外部風險傳染的體制機制是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內在組成部分。我們要健全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國家技術安全清單管理、不可靠實體清單等制度，完善涉外經貿法律和規則體系，切實維護我國經濟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更加堅定的信心、更加開放的姿態、更加務實的舉措，持續擴大開放，全面深化改革，促進高質量發展。

學習貫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