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提出，要“完善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應該看到，構建包括法律、法規、標準、政策在內的綠色生產和消費制度體系，加快推行源頭減量、清潔生產、資源循環、末端治理的生產方式，推動形成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生態安全的工業、農業、服務業體系，有效擴大綠色產品消費，倡導形成綠色生活方式，既是更加自覺地推動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推動新時代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

　　第一，完善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要求統籌考慮工業、農業、服務業、消費、生活等領域，從推行綠色設計、強化工業清潔生產、發展工業循環經濟、加強工業污染治理、促進清潔能源發展、推進農業綠色發展、促進服務業綠色發展、擴大綠色產品消費、推行綠色生活方式等重要方面提出政策要求。比如，在工業方面，需要對源頭設計、清潔生產、循環發展、末端處理以及可再生能源規模化應用、能源清潔化利用的法規政策作出調整完善；在農業方面，需要以綠色生態為導向，重點對農藥化肥減量化、農業生產環境保護、農業循環經濟發展等提出要求；在服務業方面，需要著力對推動工程設施、服務設施、服務業管理體系綠色化以及電子商務、快遞等綠色發展提出要求；在消費方面，需要重點從加強和改進政府和國有企業綠色采購、推廣綠色產品和新能源汽車等方面提出政策要求；在生活方面，需要重點從居民水電氣價格、生活垃圾分類、塑料污染防治、綠色農房建設等方面提出政策措施。

　　第二，完善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要求統籌推進綠色生產和消費領域法律法規的立改廢釋工作，加快推進相關法律、法規、標準、政策的制定修訂工作。結合實際促進綠色生產和消費，鼓勵先行先試，做好經驗總結。全面清理現行法律法規中與綠色發展不相適應的內容，及時調整不合時宜的條款，加強污染防治、循環節能、節水節地、應對氣候變化、生態補償、土壤環境保護、功能區建設、稅收調節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制度建設，完善地方性法規制度體系，推行最嚴格的環境準入標準和保護措施，清理與綠色發展相違背的規章制度。完善能耗、水耗、地耗污染物排放、環境質量等方面標準，建立與國際接軌、適應我國國情的能效和環保標識認證制度。

　　第三，完善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需要完善綠色產業發展支持政策，引導社會資本投入綠色產業發展。通過完善財政稅收政策，加大各級財政對綠色生產和消費、污染防治等的投入。通過深化資源環境稅費改革，落實和完善綠色生產和消費相關領域稅收政策。通過創新和完善促進綠色發展的價格機制，運用價格杠桿促進綠色生產和消費。通過積極發展綠色金融，完善綠色信貸指引，推動綠色消費信貸，發展綠色債券。通過完善市場化機制及配套政策，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合同節水管理等市場化機制，探索用能權交易機制，加快建立健全綠色技術轉移轉化市場交易體系。

　　第四，完善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要求加快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激發綠色技術市場需求，壯大創新主體，增強創新活力，優化創新環境，強化產品全生命周期綠色管理，加快構建企業為主體、產學研深度融合、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完備、資源配置高效、成果轉化順暢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形成研究開發、應用推廣、產業發展貫通融合的綠色技術創新新局面。

學習貫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