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學習專欄

　　編者按：

　　從增設個人信息保護條款，到加大對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民法典適應數字時代發展態勢，回應了當今社會的現實需求。針對互聯網和大數據等技術發展帶來的個人信息屢受侵害的現象，民法典作出了具體規定，并且首次將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納入保護范圍。這些條款，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將產生哪些影響，起到什么作用？光明智庫邀請專家分析建言。

　　本期嘉賓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會長 趙旭東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王 成

　　華南理工大學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謝惠加

　　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華東政法大學基地研究員 楊嶸均

視角1：總體透視

——民法典在現行法律規定基礎上，多處體現了鮮明的數字時代特征

　　光明智庫：民法典里和數字生活有關的條文大致包括哪些方面？

　　趙旭東：當前正處于數字信息時代，傳統民商法的制度規定在新型交易模式面前需要進一步完善。在這樣的背景下，民法典既要充分反映數字時代特征并應對時代變革給法律帶來的挑戰，又要對數字時代的產物作出特別的制度安排。

　　比如，民法典合同編第四百九十一條、第五百一十二條等條文，針對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訂立的電子合同的成立時間、標的物交付時間等作出了特別規定，主要解決的是當前盛行的“網購”引發的爭端。此前合同法并未就電子合同有關事項有所規定，導致司法實踐中存在很多爭議。

　　王成：民法典多處對數字時代出現的新問題作出了回應，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個人信息保護。民法典保留了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一條對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第一千零三十四條到第一千零三十九條又對個人信息保護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規定。這些規定涵蓋了個人信息保護的主要內容，為其他部門法（比如行政法和刑法）的有關規定提供了民法基礎，也為進一步制定個人信息保護的專門法律提供了基本法基礎。

　　謝惠加：當前，社會生活向虛擬社會延伸，信息網絡技術向現實社會生活滲透，要求民事立法對網絡虛擬社會的民事法律關系給予相應關注。比如，為了體現數據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生產要素的特點，民法典對數據和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作了原則性規定。同時，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對網絡環境下電子合同的訂立和履行作了相應規定。尤其重要的是，民法典在總結既有立法的基礎上，明確了網絡環境下侵權認定規則。

　　楊嶸均：民法典反映出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快速性、廣泛性的特征，也反映出知識經濟時代民事主體權利受侵害風險增加的特點。值得期待的是，在現行法律規定基礎上，民法典將進一步強化對隱私權和個人信息的保護。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在下一步主要工作安排中指出，將圍繞國家安全和社會治理，制定生物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

視角2：數據流通共享

——民法典可為數據保護提供原則性的法律依據

　　光明智庫：數據保護的意義是什么，民法典相關內容將發揮什么作用？

　　趙旭東：民法典對數據保護的相關規定具有長遠而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法律規定可以調動權利主體保護數據的積極性，在權利受侵害時進行舉報和索賠，進一步震懾侵權者；另一方面，我國正處于網絡信息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數據的合理使用可以促進產業經濟的發展。民法典在保護數據的同時，也為數據合法合理的流通和共享留出空間，比如對侵害個人信息免責事由的規定。同時，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條對數據保護作出了原則性規定，為后續細化規定數據保護的單行法提供了立法依據。

　　謝惠加：數據不僅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也是提高數字社會治理水平的關鍵要素。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

　　數據保護是數據開發和利用的前提。在我國尚未制定專門數據保護法的情況下，為適應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社會治理要求，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條為數據保護提供原則性的法律依據。該條規定，“法律對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如果對數據的選擇或編排具有獨創性，那么該數據的集合可以作為匯編作品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果數據是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或經營信息，則可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商業秘密保護條款進行保護。

　　楊嶸均：民法典對數據保護作出的規定，不僅給具體的相關法案確立了基本方向，還能夠給個人和企業提供良好的數據生活環境，通過凈化網絡數據空間、遏制和打擊數據販賣以及數據犯罪等違法行為，保護個人隱私和信息，進而營造良好的社會發展環境。

　　王成：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行蹤溯源、人臉識別、疫苗研發等都建立在獲取個人信息數據的基礎上。如果這些數據被非法利用，后果不堪設想。民法典關于數據保護的規定，是其他部門法的基礎。數據處理流通和安全保護都需要依法進行，制定專門的數據保護法勢在必行。

視角3：個人信息保護

——個人隱私和信息泄露事關每個人，加強保護任務艱巨

　　光明智庫：民法典從哪些方面對個人信息保護作出了規定？

　　趙旭東：目前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條款分散在各個部門法中，整體的規范框架以現在的民法典以及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刑法、侵權責任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作為主要依據。

　　民法典將個人信息保護規定在了第四編人格權中，其中，第六章是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民法典首先在第一千零三十四條明確了個人信息的保護范圍，其中“電子郵箱”和“行蹤信息”首次被明確納入了個人信息范疇，進一步加強了對個人信息的保護。第一千零三十五條從個人信息的處理原則和條件方面進行了規定，延續了網絡安全法“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民法典還對個人信息的處理規定了免責事由，如處理已經合法公開的信息、為維護公共利益合理實施的其他行為等，這將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業的處理成本。

　　謝惠加：為了應對越來越突出的個人信息安全問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和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對現行的《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范》（GB/T35273-2017）進行修訂，并于2020年3月公布了新標準。民法典吸收了新標準的相關內容，確立了個人信息安全保護的民事法律規范：信息處理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不得過度處理，同時要取得信息主體或其監護人同意，公開信息處理，明示處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圍；規定了個人信息處理的免責事由，即在信息主體同意范圍內實施的行為，或者處理的信息已經合法公開，以及為了維護公共利益或者該自然人合法權益的情形下，不需承擔責任；規定個人信息主體查閱、復制、更正個人信息及刪除違法獲取的個人信息的權利；規定信息處理者的安全保障義務，要求信息處理者不得泄露、篡改、向他人非法提供信息，同時必須保障技術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信息的安全。

　　王成：民法典注重平衡個人信息保護與信息利用之間的關系。一方面，要求處理個人信息必須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安全以及信息主體同意的原則；另一方面，規定了可以在信息主體同意范圍內合理實施的行為、可以合理處理該自然人自行公開的或者其他已經合法公開的信息（但是該自然人明確拒絕或者處理該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以及可以為維護公共利益或者該自然人合法權益，合理實施的其他行為。

視角4：網絡侵權

——互聯網企業或有互聯網業務的公司如何合規經營？民法典作出規定

　　光明智庫：對于平臺侵權，您怎么看？民法典將發揮什么作用？

　　趙旭東：對于從事網絡信息服務的互聯網企業，民法典提供了更細致的規則指引，“通知—轉達—反通知—轉達”的流程規定，有助于企業“照方抓藥”，在面對權利人信息侵權投訴時，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民法典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權利人證明網絡信息服務企業與網絡用戶成立連帶責任的證明成本，要求互聯網企業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態度應對網絡信息侵權，由被動接收轉為主動排查，有助于發揮企業的主觀能動性。

　　楊嶸均：當前，平臺侵權較為普遍，比如一些軟件為了獲取用戶資源，在使用權限里設置很多不必要的障礙，如果用戶不同意將無法使用該軟件。還有一些網絡平臺獲取用戶資源后，販賣出售用戶隱私以獲利。但由于立法缺失、資源占有不平等的原因，一般而言，個人的合法權益很難得到保護，平臺由于缺乏監督而缺少自律。

　　王成：互聯網企業合法規范經營涉及許多因素。就民法角度而言，大概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互聯網企業自身不要侵犯他人合法權益；二是避免讓第三人利用互聯網侵犯他人合法權益。在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的基礎上，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條到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條對網絡侵權進行了規范，內容更加詳細、更具有操作性。

　　謝惠加：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條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條對網絡侵權作了較為系統的規定，其主要作用表現在：

　　推動新興平臺經濟發展。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第2款賦予平臺根據侵權初步證據和服務類型決定采取何種必要措施的權利。這一規定符合平臺多樣性、產品多樣性所決定的制止侵權措施差異性的特點。

　　打擊惡意侵權投訴行為。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第1款規定，侵權通知應當包括構成侵權的初步證據及權利人的真實身份信息；該條第3款規定權利人因錯誤通知造成網絡用戶或者網絡服務提供者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保障被投訴人的合法權利。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網絡用戶接到轉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交不存在侵權行為的聲明。聲明應當包括不存在侵權行為的初步證據及網絡用戶的真實身份信息。網絡服務提供者在轉送聲明到達權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內，未收到權利人已經投訴或者提起訴訟通知的，應當及時終止所采取的措施。

視角5：數字遺產

——民法典繼承編寫明：“遺產是自然人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

　　光明智庫：很多網友關注“數字遺產”問題。知識付費賬號、微信號、購物券等虛擬物品將來是否能繼承？

　　趙旭東：“數字遺產”繼承的必要性，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數字遺產”是否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例如，關注量上百萬的微博號、頭條號，其引導互聯網流量的能力具有巨大商業價值；二是能否滿足被繼承人的精神需求，例如，儲存在微信里的文章和照片等具有人身屬性的內容，往往是滿足繼承人對被繼承人懷念或追思的重要載體；三是是否符合財產屬性，是否具有人身性。不具有人身性的“數字遺產”，如支付寶賬戶內的資產、購物券等，法律應允許繼承。具有人身性的“數字遺產”，如社交賬號一般不允許繼承。并且，大多數主流互聯網服務運營商在用戶協議中，往往都會約定“賬號歸運營商所有”。但這并不排除當事人可依照法律規定繼續使用這類“數字遺產”。如若公民希望將具有人身屬性的“數字遺產”繼承下去，可以預先采取一定措施，如將賬號、密碼交由親屬保管。

　　王成：“數字遺產”能否繼承，首先需要確定其是否屬于遺產；其次看能否繼承。根據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條的文義理解，遺產需要具備財產屬性。網絡世界的虛擬物品五花八門，游戲幣、購物券等由于有明確的金錢價值，財產屬性更強。但微信號、豆瓣號等社交賬號是否屬于財產，難免會引發分歧。這些虛擬物品與用戶人格高度相關，在繼承時可能會遭遇“人格權不得繼承”的挑戰。社交賬戶等虛擬物品不僅涉及用戶自身的言論表達，還可能涉及與其他用戶的通信與互動。這種互動既可能是公開的，也可能是私密的，會涉及他人的隱私權、肖像權、通信秘密等問題。是否允許對虛擬物品進行繼承，還要考慮到對這些權益的平衡。

　　謝惠加：網絡虛擬財產轉讓實際上轉讓的是一種債權憑證，其權利的實現需要網絡服務商的協助，受用戶與網絡服務商之間合同的制約。因此，對于類似網絡賬號的“數字遺產”能否繼承，可能要取決于網絡用戶與網絡服務商之間合同的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