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景坤在位于丹東市元寶區的家中。新華社記者 楊 青攝

　　清晨，陽光灑滿房間，晨光的映照下，一件老式軍裝上閃耀著金色。那一枚枚熠熠生輝的獎章、紀念章，陪伴了老人數十年。這里是遼寧省丹東市光榮院的特護區房間，也是96歲的志愿軍老戰士孫景坤的“新家”。

　　退伍以來，孫景坤曾一直把沉甸甸的軍功章壓在箱底，60多年扎根鄉村，帶著村民改變家鄉貧困面貌。后來，孫景坤的英雄往事才逐漸被人了解。這位默默無聞的老人，曾在戰火紛飛的朝鮮戰場上立下了赫赫戰功。

　　南北征戰

　　留下20多處傷疤

　　“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剛從海南島戰場撤回的孫景坤和戰友們星夜兼程，集結安東（今遼寧丹東）待命。

　　部隊駐地離家鄉不到2.5公里，步行也就20分鐘，已經兩年沒見親人的孫景坤卻從未提出回家看看。直到抗美援朝出國作戰初期，孫景坤與敵人激戰受傷后被送回國內治療養傷期間，他才告假匆匆回了一趟家。隨后，孫景坤不顧腿傷尚未康復，再次奔赴前線。

　　回憶起自己一生中最難忘的戰斗，孫景坤眼噙淚花。老人說：“那場激戰下來，好多戰友都犧牲了，陣地上最后只剩下我們4個人。”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時分，在擊退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后，孫景坤所在部隊人員傷亡慘重，陣地三面處于敵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隊很難上去。

　　當時擔任副排長的孫景坤帶領9名戰士，帶上手榴彈和子彈，從敵人火力死角突上陣地前去增援。幾次反撲失敗后，敵人開始逃竄。孫景坤便趴在交通溝的麻袋上，擊斃了21個敵人。整場對戰中，敵人一共組織了6次反撲，都被志愿軍戰士們打退下去。

　　陣地穩固下來了，可參加戰斗的志愿軍戰士傷亡慘重。孫景坤說，這么多年，他最懷念犧牲在戰場的戰友。

　　孫景坤用行動踐行了誓言。戰爭在他身上留下20多處傷疤。“現在腿上還有一顆子彈沒取出來。”孫景坤指著腿上一塊已經變黑的皮膚說，“有一次戰役，我中了兩槍：一槍打在手上，一槍打在腿上，后來腿連帶腳上的肉都爛了。”

　　南北征戰，孫景坤立下赫赫戰功，先后榮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并被授予解放東北紀念章、解放華北紀念章、解放華中南紀念章、解放海南島紀念章和抗美援朝一級戰士榮譽勛章。

　　回鄉務農

　　深藏功名造福桑梓

　　1955年初，孫景坤復員后主動放棄到城市工作的機會回鄉務農。他將組織關系交給村黨支部，退伍手續交給地方民政部門，對自己的功績只字未提。回鄉第三天，孫景坤就拿起農具到生產隊勞動。

　　回鄉務農后，孫景坤從不主動向別人提及自己的榮譽，更沒有借著榮譽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就連他的兒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也只知道父親是一名老戰士、上過戰場，對他所獲的榮譽一無所知。“當年那么多戰友在他面前倒下，他不愿回憶那段經歷，那是他心里永遠的痛。”大女兒孫美麗在與父親的交流中，逐漸理解了老人的心思。

　　從戰斗英雄到普通農民，變化的是身份，不變的是堅守。經歷過戰場的孫景坤，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后來，孫景坤當上丹東市元寶區金山鎮山城村生產隊隊長。“別小看這個職務，這需要極好的口碑和群眾的信任。”山城村黨支部書記邱大鵬說。那時候，村民們并不知道孫景坤曾立下赫赫戰功，可大家都覺得，他是黨員，上過戰場，政治上過硬、靠得住。

　　英雄卸甲，心底的沙場氣概卻從未褪去。孫景坤帶領鄉親發展農業生產，建設鄉村，并組織村民先后成立了共同致富小組、扶貧致富小組，徹底改變了家鄉的面貌。

　　山城村的一條河常年發水，孫景坤與鄉親一起攔河造田，改造耕地，建起了簡易大壩。“當時，沒有機械化設備，孫景坤就帶頭用土籃挑、用肩扛運送土石，每天起早貪黑，一干就是幾個月。”山城村婦女主任劉玉慧回憶說，雖說是簡易壩，但在當時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守住了農田，也保住了集體財產。

　　淡泊名利

　　從不計較得失

　　戰爭年代，孫景坤征戰沙場，經常幾天幾夜吃不上一頓飽飯，患上了嚴重的胃病，每次犯病，他只是吃兩片藥頂一頂。幾十年間，孫景坤都按規定數額報銷藥費，從沒提過其他特殊要求。

　　孫景坤之前住在大女兒孫美麗家。他們住的房子年久失修，每逢外面下大雨，家里就會下小雨。房子冬冷夏熱，老人歲數大不扛凍，夏天有時還需要穿棉襖，但他常說：“和當年在坑道里相比，現在的苦又算得了什么。”

　　“按理說，父親有能力為我們兄弟姐妹安排好一點的工作，可他卻從不向組織開口。我在生產隊干活，隊里見我勤快，把我的工分從4分漲到了7分。他知道后，專門開會批評了組長，并要求把我的工分降下來。”孫美麗說，年輕時她對父親有很多抱怨，可隨著年歲漸長，她漸漸明白：經歷過生死的父親，總想回饋社會更多。

　　多年來，孫景坤主要靠參加生產勞動獲得的收入養家，除了政府每年發放的優待撫恤金，他一分錢也不向國家多要。

　　村里有人說：“老孫，你參加革命帶回一身傷疤，卻沒有得到什么好處，太吃虧了。”孫景坤回答：“從我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沒想過什么叫好處，什么叫吃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