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學習教育專題

　　在黨的領袖中，毛澤東稱贊朱德為“人民的光榮”，周恩來高度評價朱德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里程碑”。因為朱德在中國近現代革命中的經歷最全面，由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最典型，他心甘情愿地“投降無產階級”，作為“紅軍之父”在人民軍隊創建史上最具代表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的足跡遍及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向中央寫的調研報告最多，明確提出要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朱德的一生與中共黨史密切關聯，朱德談學習中共黨史對后人有諸多啟發和借鑒。

　　學習黨史，要用“革命到底”的堅定信念筑牢思想根基

　　朱德1886年出生于四川儀隴佃農家庭，受過兩年新式學堂教育，深明“讀書不忘救國”道理，曾立下“祖國安危人有責，沖天壯志付飛鵬”的遠大志向。1909年，他懷著強烈的愛國之心投筆從戎，在云南陸軍講武堂求學期間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而后在辛亥革命、反袁復辟和反段祺瑞獨裁統治斗爭中，馳騁沙場成為戰功顯赫的滇軍名將。朱德遠渡重洋追尋共產黨追求救國真理的故事曾被傳為佳話。朱德婉拒孫中山重入滇軍輔助革命的建議，因為他“對于孫先生及其國民黨信徒動輒與這個或那個軍閥搞同盟的戰術，已經失掉了信心”。對孫中山“為什么不去沒有封建制度又有很多進步制度的美國”留學的疑問，他如此答復：“我們愿意到歐洲是因為聽說社會主義在歐洲最強大。”“歐洲已經出現了新的社會力量，也許對我們更有好處。”在德國，朱德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一次討論中，當許多同志驚嘆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成就時，朱德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先進的科學技術固然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成果，但是在資本家手里卻變成了壓榨工人血汗的桎梏”，“在我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以前，曾經認為，中國之所以備受東、西方帝國主義的欺凌，只是因為她貧窮落后；我還想過或許資本主義道路能夠拯救中國。可是到德國這兩年，我的思想轉變了。中國確實貧窮落后，但是不改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不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軍閥和帝國主義，中國將永遠貧窮落后，任人宰割！”朱德世界觀的改變，代表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發動中國革命的深刻思想認識。此后，朱德一生關于中共黨史的總結與學習，始終與他的堅定信仰和意志、黨性原則和自覺緊密聯系在一起，不論遇到什么艱難險阻從未動搖。朱德經歷十年“文革”，依舊信仰堅定，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共產黨員受點委屈不算事兒。井岡山、瑞金、二萬五千里長征，那么多困難，那么多挫折，我們都熬過來了，現在這點磨難，能讓我們喪失信心嗎？”1975年春節，他在住處會見前來拜訪的宋時輪，在談到學習時，不斷強調共產黨人信仰的重要，認為黨史學習要追根溯源，要認真“學習馬、恩、列的著作，學習毛澤東著作，要活到老學到老”。四屆人大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時，89歲高齡的朱德備受鼓舞，多次提筆寫下“革命到底”條幅以銘志。臨終前不到兩個月，朱德還拿著自己看過的新譯本《共產黨宣言》，到中央黨校去看望譯者成仿吾暢談感悟。他忠實踐行了終生“革命到底”的誓言。

　　學習黨史，要尊重歷史弄清真假馬列主義

　　延安整風是全黨同志對中共黨史的一次全面系統的學習和總結。1940年，朱德從前線返回延安，參加延安整風，協助清理中共黨內路線是非問題。整風期間，朱德作為軍事高級干部學習組負責人，認真學習中共黨史，他尊重歷史，實事求是，注重從黨的歷次挫折中汲取教訓，糾正黨在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線中的偏差。1942的12月4日，朱德在中共西北局高干會上，深刻分析教條主義在黨內長期統治的原因，指出，“大多數同志學習馬列主義不夠，分不清真假馬列主義。同時，中國又非常需要馬列主義，因此，當錯誤路線打著馬列主義旗號時，大家就相信了。所以，今后必須很好地學習馬列主義，使那些冒充的馬列主義、假招牌的馬列主義非收起來不可”。他高度贊揚毛澤東實事求是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魄力和能力，理論聯系實際不唯書不唯上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在系統分析教條主義危害的同時，朱德點名批評王明，指出，“我們黨在二十多年奮斗中已經產生了自己的領袖，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這是在歷史過程中鍛煉出來的，不但在中國，而且世界上都承認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爭了，還是坦坦白白、誠誠懇懇地做一點工作……”。作為黨內德高望重的長者，與毛澤東有著“朱毛不可分”特殊身份的朱德，在整風中為把全黨認識統一到毛澤東思想旗幟下作出了重大貢獻。尊重歷史，強調從黨的挫折中吸取經驗教訓，在學習和總結黨的歷史中分辨真假馬列主義，可謂抓住了黨史學習的根本，有助于黨員提高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做黨的正確路線的自覺貫徹者和執行者。

　　學習黨史，軍人要樹立終身為黨服務的思想

　　朱德在德國期間，曾給中共旅歐支部寫信，表達個人的學習志向“終身為黨服務，作軍事運動”。1944年，在延安組織編寫紅軍一軍團史座談會上，朱德特意談到了《古田會議決議》形成的背景及其在我黨建軍歷史上的重大意義：“關于如何建軍，在閩西，當時紅四軍內部曾發生過爭論，表現在四軍第七次和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爭論點為：軍隊已發展到一個新規模，需要有一套新辦法，就象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那樣的一套新辦法，才能進一步建設無產階級的新的軍隊”。古田會議前后，朱德與毛澤東推心置腹地探討人民軍隊建設問題，他誠懇地表示“對過去的那些我收回”，以高度的革命自覺，擁護黨的決議，堅決執行黨指揮槍的原則。朱德在中共七大閉幕式上還特意講了軍人與黨的關系，“這一次選舉，軍隊里的負責同志當選的相當多，所以，有些同志擔心將來會不會以軍治黨？這個事情，請同志們放心。因為我們黨不是才發展起來的，又經過了整風，又有毛主席的路線的。另外，我們軍事干部在各方面一定要無條件去服從黨。我初加入共產黨的時候，就宣誓服從黨。因為我是軍人，應無條件的服從黨，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現在這些軍事干部都是黨培養成的，我們每一個軍事干部都一定要服從黨”，“我們的軍事干部離開了黨，那他就一樣也做不成，一樣也做不了，一切問題要靠黨”。朱德參加南昌起義時，是南下部隊的開路先鋒，“三河壩分兵”后，他負責指揮起義殿后部隊，最后擔負收攏失敗后四散撤退的起義部隊堅持斗爭，從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他的權威誕生于南昌起義后滅頂之災后的重生，為革命軍人如何學習中共黨史樹立了光輝榜樣。

　　學習黨史，要注重調查研究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朱德年事已高，但他敏銳地感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要比民主革命更為復雜、更為漫長，探索任務更加艱巨。為此，他每年都利用2—3個月或更多時間到全國各地視察，對工業、礦業、農業、商業、外貿、財政、交通等領域進行調查研究，提出中肯意見。他建議要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主張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對于經濟建設中“左”的錯誤提出糾正意見。他對黨無限忠誠，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匯報調研情況。他認為，“看到的問題就要報告中央，不報告就是不忠實；要不就是觀潮派，看到壞事也不講”。從1951年至1966年，他向黨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業實際情況的調研報告，其中有98份報告是他親自主持起草的，其中包含許多符合實際情況的真知灼見。1960年，朱德遠赴陜西、貴州、四川、河南4省考察，當切實感受人民的苦難后，立即向毛澤東匯報，闡明自己的調研觀點：中國各地地理條件和自然條件不同，物產和生產水平差異大，應因地制宜制定相關政策而不能“求其一律”，農業和工業都要發展商品性生產，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1965年12月30日，朱德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的第24次會議上指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過去我們是學習蘇聯經驗，現在“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中國搞社會主義建設，既要向外國學習，又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夜郎自大”“閉關自守”，要搞好內外交流，應該讓農民致富，群眾生活越富越好。《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總結，意義重大。

　　（作者系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員 潘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