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開創者奠基人，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經歷了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參與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和實施，與黨和國家的歷史密切相關。陳云極為重視對黨的歷史的學習和研究。
洞房給新婚妻子講黨史
延安時期，“陳云在洞房給新婚妻子于若木講黨史”曾經被延安的黨員干部傳為佳話。陳云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由于疲勞過度，導致流鼻血的舊病復發，一時非常嚴重。組織上為了照顧他的身體，從陜北公學選調學生黨員于若木來護理他。
到陳云身邊工作，于若木后來回憶道：我去后，只是給他按時往鼻子里滴滴藥水，并沒有更多的事可做。因為醫生要求靜養，他不能做很多工作，所以便經常和我聊聊天，有時還讓我唱革命歌曲，我唱了蘇聯的《祖國進行曲》給他聽。相處久了，彼此便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感情，關系逐漸密切起來。有一天，他對我說：“我是個老實人，做事情從來老老實實。你也是一個老實人。老實人跟老實人在一起，能夠合得來。”不久，我二哥于道源來到延安，陳云同志把他作為我家的代表，鄭重其事地把他請來，向他說明了我們打算結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見。我二哥對陳云同志的印象甚好，欣然同意。于是，我們在1938年3月結了婚。我們的婚禮十分簡樸。結婚那天晚上，陳云只花了一元錢，買了些糖果、花生，請中央組織部的同志來熱鬧了一下，就算是婚禮了。婚后不久，陳云曾用3個晚上給我講黨史。講到大革命失敗后，盲動主義給黨造成的損失，講到顧順章、向忠發叛變后對黨中央造成的威脅，講到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毛主席對黨和紅軍的挽救等等。以后，陳云又讓我到中央黨校學習了五個月，結業后，我又進了馬列學院學習。到那里講課的，大多是中央領導同志和在延安的大學者。陳云也去講過黨的建設。這門課的內容十分嚴肅，他講了一個黨員要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就是要奮斗到死，用上海話說，就是要干到“翹辮子”，給學員留下深刻的印象，堅定了大家革命的信念。由此可見，陳云十分重視黨史的學習。陳云比于若木大14歲，此時陳云已經是個經過生死考驗的成熟革命者，而19歲的于若木只是個學生黨員。用于若木的話來說，“兩人能力地位相差太遠，在他面前越顯得自己幼稚無能。”對黨員的教育，對自己親人的教育，陳云同樣嚴肅認真。
對黨史問題要實事求是
陳云對黨史中重要問題的研究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一貫堅持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曾經擔任陳云秘書、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朱佳木回憶在陳云身邊工作時，聽到他對黨史中的重大問題發表了大量論述。比如，關于所謂“伍豪啟事”問題、關于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歷史問題等。
1932年2月，上海的國民黨特務機關從叛徒口中得知“伍豪”是周恩來在天津創辦覺悟社用的別名，便想出在報上刊登“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假消息的毒計，企圖瓦解共產黨的人心。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事被“四人幫”用來攻擊周恩來。周恩來當即駁斥，指出這是敵人的造謠。但因為當時周恩來已經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對敵人的陰謀并不知情，對當年地下黨辟謠的情況也說不清楚，便打電話問陳云。陳云雖然在當時的臨時中央，但已經離開特科，到全國總工會工作，只知道是敵人造謠，并不知道辟謠的具體經過。為防止他們再拿這件事做文章，1972年5月，在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陳云在小組會上發言稱自己知道這件事，并指出對這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共產黨員要負責任，需要向全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采取負責的態度講清楚。這件事完全是國民黨的陰謀。同時，他又寫了書面發言指出“我現再書面說明，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許多原中央特科工作者得到平反，有關部門召集這些同志開座談會，請大家回憶地下工作的歷史。陳云作為原中央特科的領導人，接見了這些曾在隱蔽戰線為黨作出特殊貢獻的老同志。陳云在講話中就提到要把“伍豪啟事”的前前后后搞清楚。后來，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和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根據陳云的意見，聯合撰寫了《伍豪啟事的前前后后》，用確鑿的事實說明，“伍豪啟事”完全出自敵人之手，我黨地下組織在其刊報后，采取了巧妙的辦法給予揭露。
對黨史中的重大問題，陳云堅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把歷史問題放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分析。1983年7月，遼沈戰役紀念館請陳云為他們編輯的《遼沈決戰》一書題寫書名。陳云把書稿要來看后，讓秘書整理了《對編寫一書的意見》。對東北解放戰爭中的一些敏感的歷史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陳云實事求是的分析令人信服，為正確評價東北解放戰爭歷史提供了科學依據。
推動解決黨內重大歷史是非問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陳云強調要恢復和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帶頭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積極支持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推動鄧小平復出、平反冤假錯案、科學評價毛澤東等黨內重大歷史是非問題的解決，起到重要的作用。
1977年3月10日，陳云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前，與胡喬木商量，又征求耿飚、王震等老同志的意見，非常鄭重地寫了200余字的書面發言稿。3月13日，陳云在西南組作書面發言，明確提出“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陳云的意見得到與會大多數同志的贊同。陳云的發言不同于“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會議工作人員要求陳云修改這篇書面發言，在會議簡報上刊登，被他拒絕。3月17日，陳云在小組會上發言說：“時機成熟的時候，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我很贊成。”這實際上是對鄧小平復出的又一次呼吁。4個月后，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一致通過《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復出，順應了歷史的要求，符合全黨全國人民的愿望，為順利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從“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
1978年11月12日和12月10日，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兩次發言，先后提出要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既積極又穩重。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云全力支持有錯必糾，積極推動平反冤假錯案。他領導中央紀委直接負責復查劉少奇、瞿秋白等在全黨全國有重大影響案件的平反工作，推動了撥亂反正的進程。
隨著撥亂反正的全面開展，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就成為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對此，陳云反復強調，“需要寫上黨成立以來六十年中間毛澤東同志的貢獻，毛澤東思想的貢獻。因此，建議增加回顧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段落。有了黨的整個歷史，解放前解放后的歷史，把毛澤東同志在六十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陳云的意見為統一全黨的思想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陳云有關學習和研究黨史問題的論述，是他學習哲學和一生遵循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一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方法的具體運用，對我們當前學習“四史”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作者系陳云思想生平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唯實文化研究所所長、研究館員 徐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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