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浮云遮望眼”這句名言是2019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秋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指出：“共產黨人的斗爭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大方向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凡是危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只要來了，我們就必須進行堅決斗爭，而且必須取得斗爭勝利。我們的頭腦要特別清醒、立場要特別堅定，牢牢把握正確斗爭方向，做到在各種重大斗爭考驗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亂云飛渡仍從容’。”

　　“不畏浮云遮望眼”，這句話的出處，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的七言絕句《登飛來峰》。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號半山。江西撫州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人 ，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于慶歷二年（1042年）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了著名的“王安石變法”。變法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在一定時期內、一定程度上是見到了成效，起到了富國強兵作用的。但因為新法的推行觸動了大官僚地主階層的利益和保守派的觀念，也因為在執行過程中因用人不當等問題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最終在守舊勢力的強烈反對中宣告失敗。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鐘山，享年六十六歲。累贈太傅、舒王，謚號為文，世稱王文公。

　　在中國歷史上，王安石主要是因為變法而被世人所熟知的。但實際上，他的成就遠不止于此。在哲學、經學、文學、文字學等方面，他都有著極其卓越的建樹。特別是在文學方面，他更是足以代表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少數幾個作家之一。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邏輯嚴密，說理透辟，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歌精煉嚴謹，選語用字，間不容發，在宋代詩壇上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而這首《登飛來峰》，正是王安石詩歌的代表性作品。

　　詩歌題為《登飛來峰》。對于王安石詩中所提到的“飛來峰”以及“飛來峰”上的“千尋塔”到底在哪里，向來有兩種解釋。一說是杭州靈隱寺前的飛來峰以及坐落山上的理公塔，另一說是紹興林山的飛來峰以及坐落其上的應天塔。從地勢地貌以及塔的高度來看，杭州靈隱寺前的飛來峰高度太低，只有168米，且山上的理公塔為實心塔，無法登臨，所以詩中的“飛來峰”指的應該是紹興林山上的飛來峰，“千尋塔”指的應該是坐落其上的應天塔。應天塔始建于晉末，自建成之后，就吸引了當時以及后世游覽者的興趣，成為當地的名勝之一。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時年30歲的王安石任浙江鄞縣知縣期滿，返回江西臨川，途經此處，登高望遠，有會于心，于是寫下了這首不朽的傳世名作。

　　《登飛來峰》是一首七言絕句，全詩共有四句：“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飛來峰上有座高達千尋的高塔，聽說在雄雞報曉時站在這高塔上眺望就能看到太陽剛剛升起。不必擔心什么浮云之類遮住你遠眺的目光，因為你已經站在絕頂之處。

　　詩歌的第一句，用“千尋”來形容腳下站立的應天塔之高，“尋”是古代長度單位，一尋為七尺，千尋就是七百丈，比上海的東方明珠塔還高好幾倍，很明顯是夸張之語。第二句用“聞說雞鳴見日出”，表面無奇，但實際上暗含典故，這就是《玄中記》的記載的“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典故運用得非常巧妙。一是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站得越高，看得越遠，說站立塔頂之上，竟然能在第一時間看到遙遠的太陽冉冉升起，則塔之高，自不待言；二是旭日朝氣蓬勃，桃都枝伸千丈，這兩樣宏大而朝氣蓬勃的事物，就構建了一個極其壯麗開闊的場面，使得詩歌顯得氣象萬千、卓爾不凡；三是因為雞在中國文化中是具有“五德”的美好吉祥之物，雞鳴意味著太陽升起，光明到來，萬物得以繁衍生息，社會得以安定有序，所以也就常常用來象征清明治世，因而王安石使用這個典故也就隱藏著對治世的憧憬和向往。還不僅如此。在使用這個典故時，王安石實際上還進行了一個小小的改動。這就是，在原有的典故中，雞鳴是在日出之后，但王安石卻把這個順序顛倒了過來，這就突出了雄雞一唱的作用，而隱含在這個小小改動后的，我們其實不難看出作者對領風氣之先的豪杰人物的贊賞，乃至是自我期許。第三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同樣運用了一個典故。正如吳小如教授所指出的，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浮云蔽日”經常被用來比喻諂佞小人蒙蔽了皇帝的眼目，從而使賢才不得進用，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障日也。”王安石在這里運用了這一典故，不過卻是反其意而用之，這就將自己的自信表現得淋漓盡致，與此同時，也留下了一個懸念，那就是這份自信到底所從何來呢？第四句則揭開了謎底，那就是因為自己所處的位置極高，所以浮云之類也就不足以構成阻擋眼目的障礙——當然，這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詩人的實際所指，當是高度決定著眼界，用今天更流行的話語系統來表述，就是你的認知水平決定了你的維度，高維打低維，自然就勢如破竹。

　　在王安石的全部詩歌中，這首《登飛來峰》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一首。而之所以特別引人注目，主要的原因有二。

　　一是它代表著宋代詩歌的明顯特征。對于唐詩與宋詩的差異，后人有很多說法，但最為眾人所公認的，就是唐詩以氣象勝，而宋詩以理趣勝。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將之與唐代詩歌中同為登高望遠題材的《登鸛雀樓》相比較。“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給人最突出的感覺就是意境渾厚，格調高遠，讀罷此詩，一幅長河落日的景象如在眼前，哲理性的啟發當然也有，但這層哲理是隱藏在登高望遠的畫面之后的。但《登飛來峰》則不然。除了第一句“飛來峰上千尋塔”是寫眼前的實景外，詩歌的其他三句，都是跳出眼前的實景，著重表達的是對于社會人生的理性思考。文學是一束光，在詩歌里，這束光就是詩人的目光。而當我們比較這兩首詩的時候，是能明顯感覺到這兩束目光的差異的：王之渙的目光投向的是眼前的實景，而王安石的目光看到的則是深藏景物之后的哲理與啟示。

　　二是它雖然是王安石的青年時期的作品，但通過這首詩，王安石的性格、抱負，乃至未來的胸襟、氣象，都已經露出端倪。當時的北宋王朝，表面上一片繁榮，內則危機重重，一方面是基層公務員素質低下、財政緊張、軍力孱弱，另一方面冗兵、冗員、冗費。廣大百姓生活困苦，社會矛盾激化，小規模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出生于仕宦家庭、勤奮好學、博覽群書的王安石，年少時就曾隨父遍游南北，廣泛接觸社會，親眼目睹百姓的生活艱難。因此，他從小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以期對社會現實有所改變。對于實現這一抱負的艱難，王安石是有所估計的，特別是目睹“慶歷新政”的失敗，更讓王安石對于邪臣蔽賢的情形有所警惕。不過，對于可能的阻力，王安石在心理上是藐視的，他用了“不畏”二字，這就不僅使全詩的基調瞬間振奮，更表現出了作者在政治上不怕困難、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這種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堅強信念，以后就表現為“三不足”的頂住一切壓力、排除萬難，堅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事業的精神和決心。

　　《登飛來峰》雖然作于數百年前，但其所具有的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永恒價值，直到今天也依然能為我們提供精神的勇氣與智慧的啟迪。王安石在飛來峰上的自信和勇氣來自于什么？無非兩點：一是無畏的勇氣，二是因身在最高層而具有的視野。用講話標題《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中的話來說，前者屬于“斗爭精神”，后者屬于“斗爭本領”。而這兩點都是今天的黨員干部迫切需要的。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進入各種風險挑戰不斷累積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面臨的重大斗爭不會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國防和軍隊建設、港澳臺工作、外交工作、黨的建設等方面都有，而且越來越復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在前進道路上我們面臨的風險考驗只會越來越復雜，甚至會遇到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我們面臨的各種斗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至少要伴隨我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過程。”這也提示身處百年大變局之中的黨員特別是黨員干部，要想勝利實現我們黨確定的目標任務，就必須在這兩方面加強修養，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