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這句話是2018年1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古人說：‘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特別值得肯定的是，廣大港澳同胞到內地投資興業，不只是因為看到了商機，而且是希望看到內地擺脫貧困、國家日益富強。大家無償捐助內地的教科文衛體和扶貧濟困等公益事業，不只是為了行善積德，而且是基于與內地人民的同胞之情。比如，邵逸夫先生對內地公益捐款超過100億港元，田家炳先生為了捐助內地教育慈善事業甚至賣掉自己的別墅，晚年租著公寓住。2010年青海玉樹發生大地震，香港‘愛心義工’黃福榮先生冒著余震救人，不幸遇難。每一次內地遇到重大自然災害時，港澳同胞都是感同身受，最先伸出援手，表現出守望相助、血濃于水的同胞之情。”

　　“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出自明代著名通俗文學作家馮夢龍的《警世通言》。

　　馮夢龍（1574年-1646年），字猶龍、耳猶、子猶，號龍子猶、茂苑外史、顧曲散人、姑蘇詞奴、平平閣主人等。明代南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蘇州）人，明末著名的通俗文學作家，與其兄馮夢桂、弟馮夢熊并稱“吳下三馮”。在古代通俗文學領域，他堪稱泰山北斗，成就無人能及。他改編過長篇小說《平妖傳》《列國志》，編纂過文言小說集《情史》《古今譚概》，編印過民歌《掛枝》《山歌》，不過要說論影響最大，毫無疑問地就是三部白話短篇小說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三言”了。這三部白話短篇小說集自問世以來就成為該領域的典范與高峰，后世模仿者眾多，不過除了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二拍”能勉強與之頡頏外，余者均無法望其項背，足稱古代白話短篇小說領域的孤獨求敗。

　　作為文學家的馮夢龍，對通俗文學和民間文學有著獨到的見解。

　　首先，他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社會意義和教育作用。他認為，好的小說應該能夠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像《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這“三言”，書名的意思是“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可見，馮夢龍的主要目的還是想通過這些小說，勸喻世人，警誡世人，喚醒世人。

　　其次，馮夢龍認為《孝經》《論語》這些儒家經典文義較深，非一般市民所能讀懂和理解，而文學則是百姓喜聞樂見的一種體裁。因此，他強調文學作品要通俗化，要適合市民百姓的認知，他專注于創作、搜集、整理、編輯通俗文學作品，就是對這一思想的實踐。當然，馮夢龍主張的通俗化，并不是一味迎合讀者的低級趣味，相反，他是主張“不害于風化，不謬于圣賢”的，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高雅的俗文學。

　　應該說，馮夢龍的文學觀是有進步意義的，他的作品能夠為后世所認可，與此有著很大關系。

　　具體到“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這句話，則出自于《警世通言》的第一卷《俞伯牙摔琴謝知音》。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個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為貪 ，知其貧也；后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為齊相。這樣朋友，才是個真正相知。這相知有幾樣名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聲氣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

　　在這段文字里，馮夢龍非常詳盡地把“相知”做了三種區分，也就是“恩德相結”的“知己”，腹心相照的“知心”，以及“同氣相求”的“知音”。對于這三種“相知”之間的微妙分別，普通人大概很難清晰地進行分辨。不要說普通人，就連詞典好像也沒有把這三者之間的區分清晰地表述出來。以《現代漢語詞典》為例，它對“知己”的解釋是“彼此相互了解而情誼深切的人”；對“知心”的解釋是“知己”；對“知音”的解釋是“了解自己特長的人”，這里面很明顯有互相疊合之處。那么，是不是因為我們感覺遲鈍呢？和敏感的詩人相比，我們肯定遲鈍，但關鍵不在這里。這里的關鍵原因，是朋友的交往都是整體性的，相知即包括各方面的綜合的了解，這里面既有對特長的發現，也有對性情人格的認可，等等。所以，理解這句話，重點不在于從中學到了幾個近義詞之間的細微差別，而在于從中感受和體會作者所極力稱揚的真正的朋友之間的那種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欣賞、相互包容、相互幫助、相互成全的深情厚誼。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里講到的兩個故事“管鮑之交”和“高山流水”，就把這種友誼的可貴，表現得非常完美。但二者又各有側重：管鮑之交突出的是朋友間的相互包容與相互成全，伯牙子期之交突出的是朋友之間超越身份地位等世俗觀念相互欣賞與尊重。

　　先說管鮑之交。關于他們之間的動人情誼，在當時就廣為人知、傳為佳話，《列子》《史記》等書中，對此都有過較為詳細的記載。管鮑二人年輕時就開始交游，從那時起鮑叔牙對管仲的才能就有了充分的了解。兩個人曾一起做生意，管仲在分錢時總是給自己多一些，鮑叔牙不認為管仲貪婪而理解這是因為他生活困難；管仲曾經替鮑叔牙謀劃事情結果搞砸了，鮑叔牙并沒有因此認為管仲能力不及而是理解這是因為運氣不好。后來管仲與鮑叔牙分別輔佐齊王的兩個王子公子糾與公子小白，在兩位王子爭奪王位的爭斗中，管仲出于對公子糾的忠誠，曾一箭射中小白，要不是小白的腰帶鉤正好擋住了這一箭，恐怕當時就命喪黃泉了。小白即位后，將管仲投放牢獄之中，但鮑叔牙卻勸說小白重用管仲為相，自己寧愿位居管仲之下。公子小白就是日后“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可以這樣說，沒有管仲就沒有齊桓公的霸業，但沒有鮑叔牙，也就沒有管仲施展所學、名垂青史的機會。所以當時的人對鮑叔牙的敬佩贊嘆，還要超過管仲。

　　再說“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的故事始見于列御寇《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鐘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鐘子期必得之。”俞伯牙“仕至上大夫之位”，“奉晉主之命，來楚國修聘”。八月十五中秋之夜，船行至漢陽江口，停泊在山崖下，伯牙對月彈琴，偶遇岸邊樵夫鐘子期聽琴，二人相談相知，相見恨晚，分別時約定明年中秋再到此處相會。次年八月十五，俞伯牙如約來到漢陽江口，卻沒想到子期已染病去世，伯牙悲痛萬分，在子期墳前撫琴憑吊，誦云：“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義，歷盡天涯無足語，此曲終兮不復彈，三尺瑤琴為君死！”割斷琴弦，將琴在祭石臺上摔得粉碎，從此再不彈琴。伯牙和子期，一個是晉國的上大夫，一個是荒山村落的農民，他們兩人的相交，只因一片心意相知、心性相投的真情而起，不囿于社會地位的懸殊，也沒有權勢利益的糾纏，因真摯純粹而顯得格外動人。

　　馮夢龍在講這個故事時之所以飽含深情，是有其遙深寄托的。誠如文中所說，“春風滿面皆朋友，欲覓知音難上難。”馮夢龍強調，相知的唯一來處即是“情”，不摻雜利益，不囿于地位。明代的政治環境中，極端皇權對士大夫階層的壓制達到頂峰，忠奸、強權、權閹、黨爭充斥其中。明代的經濟環境也較前朝具有很大的變化，明代初年，紡織業中首先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蘇州的紡織業者“計日受值，各有常主，其無常主者黎明立橋以待喚”。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極大程度上推動了俗文學的濫觴，但同時也熏染了社會上利字當頭的社會習氣。社會文化方面，封建皇權登頂，禮教束縛加深。在這樣權利縈繞與禮教束縛的大背景下，馮夢龍提出的因“情”而生的“相知”顯得分外可貴。他借管夷吾與鮑叔牙、俞伯牙與鐘子期的相知故事，表達著對于人間真情的頌揚與向往。

　　如今，我們仍然在不斷追尋相知之人，對知己、知心、知音懷著無限的渴望。與此同時，“相知”已經從個體的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超脫出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正是引用這句“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來描述內地與港澳的同胞之情。他提出，港澳同胞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的作用是開創性的、持續性的，也是深層次的、多領域的。港澳同胞和社會各界人士發揮了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市場經濟的示范作用，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雙向開放的橋梁作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以及城市管理的借鑒作用。港澳同胞到內地投資興業，不僅僅是因為商機，更是因為與內地同胞的血脈相連、心意相親的感情。相知是共進的基礎。內地人民與港澳同胞，都是四十年改革開放中的見證者、參與者、受益者、貢獻者，兩岸在優勢互補、一起發展的過程中，輪流扮演著鼓琴人與聽琴者的角色，懷著相同的理想，互通有無、互鑒長短，在共同奮斗中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