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憲法集中體現了黨和人民的統一意志和共同愿望，是國家意志的最高表現形式。‘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可以說，憲法是國家布最大的公信于天下。建章立法需要講求科學精神，全面認識和自覺運用規律。馬克思說：‘立法者應該把自己看作一個自然科學家。他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識的實在法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律表現出來。’立憲和修憲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最為重要的政治活動和立法活動，必須以極其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來對待。”

　　“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法律，承載著一個國家對天下發布的最大公信。這句話出自唐代史學家吳兢的《貞觀政要》。關于《貞觀政要》和它的作者吳兢我們已經有過介紹，所以不再贅述。不過要說明的是，吳兢只是這句話的記錄者，說這話的人不是吳兢，而是唐太宗時期的名臣戴胄。戴胄（573年－633年），字玄胤，譙郡譙縣（安徽省亳州市）人。唐朝初期宰相，汲縣令戴承伯之子。戴胄生性忠直，做事堅持原則，敢于犯言直諫，深得太宗器重。當他六十一歲病逝時，唐太宗下令罷朝三日，追贈他為尚書右仆射、道國公，賜謚號為忠，命虞世南為他撰寫碑文。見他住宅簡陋，擔心沒有地方進行祭祀，唐太宗還特命官府為他設立家廟。

　　具體到戴胄所說的這句話的語境，是貞觀元年，朝廷大量選拔舉薦官員。為了防止有人鉆空子，唐太宗曾下過命令，說凡是以前在資格資歷方面有造假欺騙的行為必須自首，否則就是死罪。有一個偽造資歷的官員心存僥幸，沒有自首，結果被發現了。大理少卿戴胄并沒有按照太宗的意思判處這個人死罪，而是依法進行處置，并將此事上奏朝廷。唐太宗很不滿意，說我下過命令，不自首的就要處死。你現在不判處他死刑，這不是打我的臉嗎？戴胄說因為偽造資歷就殺人，明顯不合乎法度。如果您要自己殺他，這事我管不了；但是如果要讓我辦，我就只能按照法律的規定去做。太宗說：“你自己守法，就讓我失信于天下嗎？”戴胄說信用有大有小。法律承載著國家的信用，是大信用；陛下您說的話很多時候只是個人一時情緒的表達，是小信用。隱忍自己一時的憤怒而成全法律的公正、保全國家的信用，這事不丟人。就算是打臉，這臉也打得值啊。唐太宗到底是個開明的君主，聽戴胄分析得有道理，不但接納了他的建議，還對他提出了表揚，說有你這樣的人糾正我的過失，我就沒有什么可以擔憂的了。

　　戴胄為什么不肯聽從太宗的命令，一定要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肯判那個偽造資歷官員的死罪？原因很簡單：他要維護法律的公信。因為法律之所以有權威，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在執行上要具有公信力。“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法律既然已經向全民公布，就應當在執行中得到貫徹，假如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折扣和走形，那么它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就會受到人們的懷疑，得不到人們應有的尊重。而這種情況出現得多了，法律就很難起到其應有的社會藩籬的作用，給國家的治理帶來嚴重的損害。這種損害，和一個君王個人威信受到的那點傷害相比，顯然要嚴重得多。歷史上關于這一點的經驗和教訓都很多。正面的，比如商鞅的立木為信和毫不留情地對太子懲罰。商鞅在制定法律之初，為了向秦國上下表明自己必定堅決執法的決心，就在都城的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柱，下令說只要有人能從南門將木柱扛到北門的，就賞金十兩。大家認為商鞅是在開玩笑，所以沒有人把這當回事。商鞅又將賞金提高到五十兩，這時就有人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按照要求做了，而商鞅也果然信守諾言，將賞金發到了那人的手中。商鞅用這一件事，說明了自己所頒布的法令是算數的。變法令發布后不久，秦國太子觸犯了法令。因為太子是未來的君王，刑法不能加之于太子本人，所以商鞅就懲罰了太子的老師，將這兩個老師一個割掉了鼻子，一個在臉上刺字。這就向秦國上下傳達了明確的“違法必究”的信號。正因為商君之法執法嚴格，所以就得到了很好的執行，變法十年，秦國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原來邊陲之地的弱國一變而成為七國中實力最強的，為此后的統一六國奠定了強大的基礎。反面的例子也有。比如元代，其統治就有很大的隨意性，即《新元史·刑法志》所謂“任意而不任法”，就使社會的很多方面呈現出無序的狀態，這也是它在短短幾十年中就宣告覆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剛才我們所說的，是戴胄這句名言在其最初語境下的本來含義。不過，在很多時候，元典本身所具有的豐富含義，往往會溢出其本來的語境。“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就是這樣。戴胄說這話的本意，是要提醒太宗維護法律的公信，但這句話本身，其實也還天然地包含著另一個重要的意蘊，這層意蘊就是：既然法律是國家發布的最大的公信，那么，在立法這件事情上，就必須要非常嚴肅而慎重，務必使國家推出的法律成為真正的良法。也就是說，戴胄本身講的是“善治”，但它其實又包含著“良法”，而“良法”與“善治”的有機結合，才是“法治”的全部內容。

　　那么，究竟什么是“良法”呢？用現代法學術語來表述就是，一個能夠被公認為是“良法”的法律，是法律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有機統一。所謂“形式合理”，就是說法律呈現出來的形式，必須具有普遍性、明確性、統一性、穩定性、先在性、可行性、公開性、適合性等形式方面的特征；所謂“實質合理”，就是說法律必須體現平等、自由等正義的基本內涵，代表社會公共利益，反映社會的公共意志。不能滿足這兩點中的任何一點，都是惡法，那樣的話，它就只能引起社會的混亂與動蕩。

　　一般性質的法律尚且如此，則憲法的確立和修訂就更是如此了。世界上最早的憲法是英國憲法，它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它是隨著國家形態由王朝國家發展到現代國家而產生的，此后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憲法是由傳統的王朝國家到現代國家的分水嶺，換言之，沒有憲法，一個國家也就不能稱其為現代國家。不過，具體到我國，憲法又有著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特點。實際上，把英文中的constitution翻譯成“憲法”，用這個存之久遠的漢語語匯承載其這個外來事物的意義并安放到漢語系統本身，本身就表明了中國人對這一事物的接受是帶有自己的獨特理解，以及因此而賦予了它以一些獨特內涵的。

　　“憲”按照字意來說，也有“法”的意思，但它又和一般的法不同。《周禮》說：“縣法示人曰憲法。后人因謂憲為法。”也就是說，所謂“憲”，就是那種寫在高高飄揚的大旗上，昭示眾人的法令，它所承載的是一種光明正大、可以昭告四海的政治理想。《尚書正義》說：“憲，法也，言圣王法天以立教于下。”說的是“憲”是仿照上天的運行方式而制作，并用來教化天下萬民的。從這些經典對“憲”的解釋，我們就可以知道，在中國傳統的語境中，“憲”，是一種很特別的法律，具有自己非常獨特的屬性，它具有強烈的公開性，承載著“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憲法也就具有了與西方主流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所不同的一些特點。在西方，憲法主要是作為“公法”而存在的。所謂“公法”，是與主要調整普通公民、組織之間關系的“私法”相對而言的，它主要是指調整國家與普通公民、組織之間關系以及國家機關及其組成人員之間關系的法律；相應地，當西方人用“公法”這個概念來描述憲法時，他們是把憲法當成約束政府和國家的工具。但中國就有所不同。它除了是“公法”之外，還是“母法”。所謂“母法”，是與“子法”也就是根據憲法而制定的普通法相對而言的，它是國家的總章程，它規定了一個國家的根本任務和根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國家機構的設置及活動原則等，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組織和個人的根本活動準則；相應地，當中國人用“母法”這個概念來描述憲法時，也就相應地有兩層意思：第一，憲法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誰要反對憲法，誰在道義上就站不住腳；第二，憲法是其它一切法律的根源與依據，一切其他法律，比如民法、商法、刑法之類，都從屬于憲法，繼承了憲法的血脈和精神。

　　正因為憲法在中國社會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所以無論是憲法的制定和修改，都必須以極其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對待。只有這樣，才能使憲法更好地體現人民意志，更好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更好適應提高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能力，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憲法保障。

　　綜上所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這句話中，天然地包含著“善治”與“良法”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戴胄在其本來的語境中只注意到了其中“善治”的層面，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則把“良法”這層含義深刻地揭示出來，并以“憲法就是布最大的公信于天下”的引申呼應了中國悠久而優秀的“天下為公”的政治傳統。這是對元典的創造性使用，是為傳統話語賦予現代精神、使其進入現代生活的一個優秀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