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引用了這一名句。習總書記說：“蘇軾在《思治論》中說：‘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意思是，向最難之處攻堅，追求最遠大的目標。這次全會提出的目標和任務，很多都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中的空白點和薄弱點，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在實際工作中，必須突出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

　　“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出自蘇軾的《思治論》。

　　關于蘇軾，我們此前有所介紹，這里不再贅述。在這里只特別說明一點，就是蘇軾是一個多方面的人才，只不過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被他盛大的文名所遮蔽，這實在是一件有些遺憾的事情。今天的研究者，在西方“詩歌”“小說”“散文”“戲曲”的四分法框架內，基本上只關注純文學性質的作品。實際上，古代的文人與士大夫階層是高度重合的一個群體，而古代士大夫著力最深的文章恰恰是政論；而要說宋代政論寫得最好的，蘇軾絕對是首屈一指。從他所留下來的政論文章來看，他對于治國理政，是有一套完整而穩健的方法的；其于世道人心，也是有深刻的洞察的，假如神宗能夠任用蘇軾，或者中國文學損失了一個文學天才，但收獲的可能是當時的蒼生之福，也未可知。

　　這篇《思治論》，就是蘇軾政論文的代表作品。蘇軾做這篇政論的時間是宋仁宗嘉祐八年也就是公元1063年，當時蘇軾36歲，正在鳳翔任職。此前，仁宗朝也曾經發布過很多政令，希望改革，其中比較大的一次，就是由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的慶歷新政，但效果都不理想。蘇軾有感于此，于是寫了這篇《思治論》，希望對朝廷有所裨益。

　　策論名為“思治論”，自然就要對“治”有所解釋。“治”是和“亂”相對而言的。這對互相對立的范疇來自于先秦儒家，如《禮記．樂記》：“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荀子·大略》：“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等等。隨著時代的演進，特別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漢光武帝劉秀廣泛任用儒者充任朝廷官員之后，儒家學說在社會上的影響日益廣泛，“治”與“亂”也就逐漸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最大的、也是最為廣泛認同理論范疇，其內涵和外延也變得日益豐富。一個時代能夠稱為“治世”，大體包括政治統治清明、軍事力量強盛、人民生活富足、社會風氣良好等條件；反之，如果政治黑暗、社會動蕩、百姓倒懸，就被稱為“亂世”。總而言之，“治”與“亂”是一對極富中國特色的政治理論范疇，是對某一時代政治的最終極而全面的綜合評價。

　　蘇軾的策論名為《思治論》，這就表明，它所談論的并非某現實政治的單個問題，而是對于當時政治的一個總體性思考，因此，它也是蘇軾政治謀略的一個比較集中的體現。全文約2000字，根據大意，可以約略分為三個組成部分。

　　第一部分，開宗明義提出當前朝廷所面臨的自宋朝開國不久就存在、而在此后的統治中越來越嚴重、屢次改革仍然不見效果的三個根本性問題：“無財”也就是財用不足；“無兵”軍隊戰斗力太弱，“無吏”也就是基層公務人員素質不高。

　　第二個部分，指出朝廷屢次改革卻仍然不能將其解決的根本原因，并指出解決的方法。蘇軾認為，朝廷之所以數十年來都沒有解決好這幾個問題，就在于所謂“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每次改革都沒有很好地進行謀劃，而沒有謀劃好，也就很難獲得成功，這樣惡性循環，所以后來的改革也就越來越不成功。針對這一情況，蘇軾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概括起來就是三點：首先是仔細規劃，對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要做到目標明確、規劃周全；而后是揀選英才，一般是專任一人、全面負責；最后是百折不撓、雷打不動的執行態度，絕不能因為個別的反對聲就朝令夕改、半途而廢。

　　第三個部分，是指出在具體解決問題時所應注意的一些策略和態度問題，包括堅定的決心和信心，以及對人心的體察和利用等。在這一部分，蘇軾特別強調了君主的決心和意志的重要性，所謂：“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茍知此三者，非獨為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那么，蘇軾所總結的原因是否切入肯綮？提出的改變措施是否切實可行？所提點朝廷需要注意的事項是否抓住了重點？我們可以以此前若干年前的慶歷新政來加以驗證。熙寧變法開始的時候，仁宗本人也好、主持改革的大臣也好，都沒有提出一個明晰的目標，對變法的效果沒有明確的預期與規定；朝廷對范仲淹等人缺乏強有力的支持，對變法的態度也顯得猶豫，一旦反對聲稍大就馬上調整人事，政策也朝令夕改，而所有這些都動搖了基層官員執行新政的決心與力度，在這種情況下，新政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所謂“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開始沒謀劃好，后來也沒有獲得成功；因為不成功，所以后來也就心生厭棄而不謀劃了。人之常情，是一次不成功就心生懷疑，兩次不成功就心生厭倦，三次不成功就會離開。經歷過這次雷聲大、雨點小的改革，此后的改革就更加難以成事。將蘇軾的主張印證于宋代的政治實踐，就會發現蘇軾對當時政治的分析確實是非常精當的。

　　在對《思治論》進行了較為完整的了解之后，讓我們再具體來到“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這句話。它見于文章的第三個組成部分，其完整的語句是：“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意思是：古代那些成功的人，他們能向最難處進發，追求最遠大的目標，靠的是什么呢？蘇軾的回答是：“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也就是說，在目的已經明晰、規劃已經周詳的情況下，政策就應當得到堅定不移的執行，只有這樣，事業才能夠獲得成功。為了說明這一點，蘇軾舉了一些歷史上成大事者的例子。比如商鞅。商鞅當初在秦國變法，別的不說，以其中的兩項而言，比如廢掉原來的世卿世祿，改為按軍功授爵；比如剝奪貴族對地方政權的壟斷，改由政府派出的官僚進行管理，這就動了多少老貴族的利益，遭致了多少人的刻骨仇恨和堅決反對啊！但商鞅一旦謀劃已定，便抱定“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態度，直面所有阻力，不再有任何的逡巡與退縮，甚至太子觸犯法令，商鞅也毫不猶豫地懲處了太子的老師，使得變法得到了很好的施行。這就叫“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當來自太子的阻力都被搬走，其余的問題也都迎刃而解。商鞅變法十年，秦國遂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一個西方的小國一躍而為天下的霸主。又比如當初蘇秦合縱六國對抗強秦，大家都認為他的計劃迂腐透頂，可是蘇秦四方奔走，不辭辛苦地游說諸侯之間，真的就把這事情做成了；又比如當年韓信帶領三萬士兵，和高祖約定北攻燕趙，東打齊國，南克楚國，而后在西邊的滎陽會師。大家都認為韓信是在吹牛，但韓信一旦下定決心，就堅定不移地按計劃行事，逢山開路，遇水疊橋，最終實踐了自己的諾言。他們成事的原因，都在于他們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的遠見與勇氣。而之所以必須有這種勇氣與決絕的原因，蘇軾也做了一番解釋，就是“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如今想做成一點什么事情，就算事情不大，想成事的人不多，想破壞的倒是不少；事情成功的跡象常常不多，失敗的苗頭倒是不少。假如在上位者沒有決斷，又怎么會獲得成功呢？用現在經常說的話就是，每一條成功之路都是荊棘鋪成的，如果沒有披荊斬棘的勇氣，就算腳下的路是對的，你也是走不到頭的。

　　蘇軾所發的議論，針對的是北宋特別是仁宗一朝改革沒有取得成功的情況，但議論中所含有的那種謀定在先，而后就應當堅定不移地去執行的見解，無疑是易地易時而皆然的道理。所有的變革，都會觸動某些人的利益或觀念，都不會是輕而易舉、一帆風順的。當今中國也是如此。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改革已經進入攻堅區和深水區，我國的改革發展形勢正處于深刻變化之中，外部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改革發展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但越是到改革深處，越要但擔當作為、蹄疾步穩、奮勇向前，不能有任何停一停、歇一歇的懈怠。“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面臨各種風險挑戰，面對發展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正確的方法只能是堅定不移地與時俱進，提高改革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行動自覺，迎難而上、攻堅克難，著力補短板、強弱項、激活力、抓落實，堅定不移地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破除妨礙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只要我們堅定信心，保持定力，銳意進取，開拓創新，就一定能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