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是全黨特別是宣傳思想戰(zhàn)線必須擔負起的一個戰(zhàn)略任務。要做好做強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工作，特別是要在學懂弄通做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上下功夫。要把堅定‘四個自信’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關鍵，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要把握正確輿論導向，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要加強傳播手段和話語方式創(chuàng)新，讓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要扎實抓好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更好引導群眾、服務群眾。要旗幟鮮明堅持真理，立場堅定批駁謬誤。要壓實壓緊各級黨委（黨組）責任，做到任務落實不馬虎、陣地管理不懈怠、責任追究不含糊。”

　　“飛入尋常百姓家”一句，出自唐朝詩人劉禹錫的《烏衣巷》。

　　劉禹錫（772年—842年），字夢得，河南滎陽人，唐朝中期著名散文家、詩人、哲學家，有“詩豪”之稱。貞元末年，他加入以太子侍讀王叔文為首的“二王八司馬”政治集團，順宗即位后，參與“永貞革新”。革新失敗后屢遭貶謫，會昌二年（842年）卒于洛陽，享年七十一，追贈戶部尚書。劉禹錫詩文俱佳，涉獵題材廣泛，與柳宗元并稱“劉柳”，與白居易合稱“劉白”，與韋應物、白居易合稱“中唐三杰”，留下了《陋室銘》《竹枝詞》《楊柳枝詞》《烏衣巷》等諸多膾炙人口的名篇。哲學著作《天論》三篇，論述天的物質性，分析“天命論”產(chǎn)生的根源，具有唯物主義思想。著有《劉夢得文集》《劉賓客集》。

　　這首《烏衣巷》，是劉禹錫在唐敬宗寶歷二年（826年），由和州（今安徽省和縣）刺史任上返回洛陽，途徑金陵（今南京）時所做。全詩是這樣的：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朱雀橋邊長滿叢叢野草，點點野花。烏衣巷口斷壁殘垣，正是夕陽西斜。從前在王謝大堂前筑巢的燕子，如今飛進了平常百姓的人家。

　　烏衣巷是金陵城也就是今天南京內的街道名，位于秦淮河之南。這里原來是三國時期吳國的禁軍駐地，由于當時禁軍的軍服為黑色，所以人們就俗稱此地為“烏衣巷”。東晉時期，王導、謝安兩大家族都居住在烏衣巷，人們稱其子弟為“烏衣郎”。朱雀橋是六朝時金陵正南朱雀門外橫跨秦淮河的大橋，在今南京市秦淮區(qū)。王謝，這里指王導、謝安。王謝兩家，東漢以來就是著名的世家大族，冠蓋簪纓，賢才眾多，至王導、謝安而達于鼎盛。我們熟知的王羲之、王獻之、謝安、謝玄等，都是這兩家人才中的翹楚。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與政權的更迭，到了唐朝的時候，這兩大家族的榮光就都已經(jīng)消逝，而他們曾經(jīng)居住的烏衣巷也已經(jīng)破敗。劉禹錫行經(jīng)此地，撫今追昔，于是寫下了一組懷古詩《金陵五題》，這首《烏衣巷》是其中的第二篇。詩歌文字淺近，但意蘊深遠。前兩句只用寥寥幾筆就創(chuàng)造了一個幽微落寞的畫面；后兩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則以極大的天才，以翩躚的飛燕作為穿梭古今的媒介，把時光滄桑、人物升降、家族沉浮、古今盛衰等極其復雜的感慨表達得既雋永深沉而又不露痕跡。這首詩寫成后，不但劉禹錫自己很滿意，而且也折服了同為大詩人的白居易，據(jù)說白居易拿到此詩“掉頭苦吟，嘆賞良久”，可見其藝術感染力之強。

　　不過，隨著時光的推移，時至今日，這首詩中的警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漸漸有了一些新的味道。在很多使用場景中，它常常被人們拿來形容某些原本尊貴、奢侈，只能被上層精英所能享用的東西，也放下了身段，走進了平常的百姓人家。在很多時候，無論是使用者也好，受眾也好，并不怎們能感覺到其中的感傷味道。而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劉禹錫出身貴族，又是文化精英，面對簪纓世家的衰敗難免有兔死狐悲之意；而今天的中國，人民早就翻身做了主人，對于劉禹錫式的感傷，自然也就少了那份“理解之同情”，而只有那份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能享受到從前所享受不到的“高級”生活的歡樂。

　　習總書記說“讓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使用這一典故的。總書記在這里強調的，是在新時期的背景下，應當不斷進行傳播手段和話語方式的創(chuàng)新，只有這樣，才能適應現(xiàn)代化的傳播環(huán)境，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讓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在廣大群眾中落地生根，從而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

　　“讓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是適應時代發(fā)展趨勢的需求。人類文明發(fā)展的歷程，就是享受文化成果的權利不斷下移的歷程。眾所周知，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最重要的標志，就是文字的發(fā)明和使用，它是人類文化成果的最重要的載體。但在文字發(fā)明之初，就整個人類的范圍來看，能夠接觸到文字信息的人數(shù)都是非常有限的。以中國而論，春秋之前，文化被高度壟斷在貴族特別是周王室手中，圖書典籍是不可輕易示人的國之利器。到了孔子之后，才發(fā)生了變化，由“學在官府”，一變而為“學在四野”。但此后漫長的歷史時期，文化依然主要掌握在世家大族的手中，直到宋代，因為讀書科舉的普及，寒族才真正崛起，一個新的士大夫階層才開始對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但這種情況的真正改觀，還是要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新中國成立之后，隨著義務教育的推行，中國的識字率逐年提高，文化群體數(shù)量急劇擴張，能夠享受文化便利的人成為國民中的多數(shù)。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是重大的文化成果，用先進的理論為自己的學習、生活提供指導，享受其帶來的便利，是廣大普通群眾應當享受的權利。

　　真正實現(xiàn)“讓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要特別注意的是傳播手段和話語方式的創(chuàng)新。這是與當前的社會發(fā)展狀況，特別是隨著科技發(fā)展進步而帶來的傳播媒介的變化密切相關的。信息的傳播需要媒體和媒介，每一次媒體與媒介的變化和革命，不僅使得信息傳播的方式、速度、效率發(fā)生極大的改變，并且也深深地影響和改變著受眾的接受方式，使得信息的傳播和接受都呈現(xiàn)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和面貌。如果不能掌握不同的信息傳播方式的特點，那么許多工作就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勞無功。歷史上，像造紙術、印刷術、報刊、電臺、電視等媒介的出現(xiàn)都是這樣。但是，以往所有的變化，可能都不如近些年興起的以移動互聯(lián)為代表的新媒體所造成的沖擊更為劇烈。與以往的報紙、圖書、電臺、電視臺相比，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具有一些全新的特點。

　　比如它的門檻低，人人可發(fā)聲。傳統(tǒng)媒體，無論紙媒也好，電臺電視臺也好，發(fā)布的信息是有中間環(huán)節(jié)的，出版社雜志社擔任了中間的“把關人”角色，這就把大多數(shù)人攔在了信息發(fā)布者的門檻之外。但在移動互聯(lián)時代，只要掌握基本的上網(wǎng)技能，人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的發(fā)布者。

　　比如它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以圖書出版而論，從完成到面世，它需要紙張、排版、印刷、圖書編輯等一系列環(huán)節(jié)，所有這些環(huán)節(jié)都需要成本。但網(wǎng)上發(fā)布信息則不需要這些環(huán)節(jié)，它的成本優(yōu)勢是傳統(tǒng)媒介無法比擬的。

　　比如它極高的傳播效率，從信息制作到發(fā)布完成幾乎沒有時間遲滯。

　　比如傳播方式的多樣性。文字、圖像、聲音可以同時呈現(xiàn)。

　　比如高度的碎片化。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一般不追求系統(tǒng)性與整體性，所以利用閑暇時間，即可完成信息的攝入。

　　比如反饋的及時性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強烈互動。

　　比如對信息的自主性選擇。接收者完全可以通過關注或屏蔽，根據(jù)偏好對信息進行自主選擇。

　　所有這些特點，都使得新媒體在與傳統(tǒng)媒體的比較中獲得了極大的優(yōu)勢。在新媒體環(huán)境下，人們所獲得的信息量獲得了爆發(fā)式的增長。但是，毋庸諱言，新媒體在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以自身的缺點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困擾。比如因準入門檻太低、缺少把關人造成的傳播內容良莠不齊、真假難辨，信息傳播渠道太過分散而造成的主流聲音相對弱化，眼球經(jīng)濟催生出的泛娛樂化，等等。但不管怎樣，這些就是今天的輿論宣傳工作者所必須直面的傳播環(huán)境。與以往傳統(tǒng)媒體為主流信息傳播媒介的時代相比，輿論宣傳工作所面對的挑戰(zhàn)是嚴峻的，任務是艱巨的。面臨新的挑戰(zhàn)和困難，想要堅持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做好新時代的宣傳思想工作，就要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與時代同頻共振，不斷創(chuàng)新理念、內容、體裁、形式、方法、手段、業(yè)態(tài)、體制、機制，增強宣傳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激發(fā)全社會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只有這樣，才能做大做強主流輿論，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為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和輿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