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是2018年1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黨中央考慮啟動這次憲法修改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需要。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黨中央決策和推進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需要在國家機構頂層設計上作出重要調整和完善，涉及憲法修改問題。黨中央決定先進行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全國人大常委會2016年、2017年先后作出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試點工作的決定和在全國各地推開試點工作的決定；同時積極準備和推進國家監察立法工作。現在，憲法修改和國家監察立法工作都在抓緊進行，擬依照法定程序提請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從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過程看，比較好地處理了深化改革和推進法治的關系，貫徹了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的要求，彰顯了黨堅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的執政原則。”

　　“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出自《戰國策·趙策二》，意思是根據變化的時代來制定法令，根據具體的情況來制定禮教。

　　《戰國策》是西漢劉向整理的戰國時期國別史料匯編，其主要內容，是戰國時期縱橫家們的謀略和論辯之辭。縱橫家是戰國時期的弄潮兒。當時天下局面復雜多變，形勢波譎云詭，這就給了縱橫家們以極大的馳騁空間；其中的翹楚如蘇秦、張儀、范雎等人，朝秦暮楚、縱橫捭闔，在戰國的政治舞臺上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他們出奇制勝的謀略、游說諸侯的說詞被記錄下來，經西漢學者劉向的編輯和整理，就是《戰國策》了。它以國為別，分東周、西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魏、中山十二國，共三十三卷，是我們了解那一時代重要參考文獻。

　　當時的縱橫家，比較著名的有公孫衍、張儀、蘇秦、虞卿等人，他們雖然在政治上的見解有所不同，卻都有著淵博的學識，特別是對外交游說之術非常重視。為了切磋說動國君的技藝，展現自己的謀略和外交才能，他們不斷地收集歷史資料儲以備用，并把自己在各國間從事的外交活動記錄下來用以反思，有的甚至還親自擬作，以練習雄辯的技能。《戰國策》中的大多數文章就是這樣產生的。

　　具體到“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的出處，則是《戰國策》中《趙策》的第二篇。當然，趙武靈王是戰國一代霸主，并非縱橫家。但他為在趙國推行“胡服騎射”，與守舊大臣之間的對話中，卻充滿著縱橫家般的智謀與雄辯，這應該是劉向將其言行編入《戰國策》的重要原因。

　　文章寫趙武靈王痛感中原傳統的車戰方式與寬袍大袖的服裝在與胡人的武裝對抗中處于極其不利的局面，于是就想在國內開展變法，推行胡服騎射。他已經料想到這樣的行動會受到守舊貴族的反對，于是預先就進行了一些工作。因為叔叔公子成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在趙國享有特別崇高的威望，所以他就自己先穿上胡人的衣服以為示范，而后派人到叔叔公子成那里去說明自己的意思。公子成果然表示反對，反對的理由，就是中原是文化昌明、財富集中的地方，先王傳下來的衣冠文化，怎么能說改就改？歷來只有少數民族學習中原，怎么能夠發生中原向少數民族學習的事情呢？

　　趙武靈王聽說公子成反對，于是親自到公子成家中，就胡服騎射一事對公子成進行了說服。原文滔滔雄辯，篇幅很長，歸納而言，主要就是三條：

　　第一，禮教、風俗、法令之類，都是為了方便百姓和國家，時代變了，禮法就應當隨之而改變。有人說這些東西是從前代圣王那里繼承過來的，改變不得。可是，從伏羲、神農，到黃帝、堯、舜，禮法習俗都不相同，如果說從前代圣王那里繼承來的就不能變，圣王之間又怎么會有所不同呢？

　　第二，人穿衣服是為了方便，各地的生活條件不同，所以衣服樣式也都各不相同。吳國、越國穿著和中原不一樣，但照樣有不少賢才和道德高尚之士。所以穿什么衣服影響不了道德，沒必要把什么道德禮教之類不相干的因素加入其中。

　　第三，胡人善于騎射，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威脅。與此同時，齊國、中山等國家也對我們構成威脅。我們在戰爭中屢屢敗北，這是國家的恥辱。要想打敗敵國，實現趙國的復興，我們就必須學習騎射的技能。而要學習騎射，寬袍大袖的服飾就必須改變。談話的最后，趙武靈王又把祖先搬了出來，說我之所以要胡服騎射，就是要繼承祖先趙簡子、趙襄子的意愿，實現先王的遺志。現在叔叔你因為怕承擔改易服裝的名聲而不肯胡服騎射，使得趙國不能洗雪前恥，你覺得這樣合適嗎？公子成聽了，再三禮拜謝罪，說：“我太愚蠢了，竟沒有體會到大王的良苦用心，所以才冒昧地說了一些世俗的言論。現在大王想要繼承簡子、襄子的意愿，實現先王遺志，我怎么敢不服從命令呢!”

　　公子成之后，趙武靈王先后又與趙文、趙造等大臣就推行胡服騎射進行了討論。他們反對胡服騎射的理由和公子成類似，趙武靈王說服他們的理由也與說服公子成大同小異，核心其實就是一句話：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就應該“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用不變的禮法、習俗去面對變化了的實際情況，那就是膠柱鼓瑟、刻舟求劍。

　　趙武靈王的見解無疑是正確的。趙武靈王所在的戰國時期，正是中原農耕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戰斗力發生此消彼長的關鍵時期。春秋時期，中原各諸侯國盛行車戰，北方的少數民族采取步戰，所以并沒有構成對中原的真正威脅。但到了戰國時期，北方出現了善于騎馬作戰的胡人，才構成了對中原各國的真正威脅。趙武靈王認識到：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被動局面，靠中原傳統的步兵和戰車配合作戰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只有學習胡人的長處，以騎兵對抗騎兵，才能增強趙國軍事力量，徹底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而要騎馬作戰，就必須改中原地區寬袖長袍的服裝為短衣緊袖的胡服。而胡服騎射實行的效果，也證明了趙武靈王的雄才大略與遠見卓識。隨著“胡服騎射”在趙國上下轟轟烈烈地展開，很快就取得了突出的效果。趙武靈王帶著這支隊伍，大敗中山國，還向北方的匈奴侵略者出擊，“攘地北至燕、代”；向西邊林胡、樓煩用兵，到達云中（今內蒙古托克托）、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經過“胡服騎射”改革的趙國，成為當時除秦國外國力最強的國家。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意義，還不僅僅在于趙國借助這次行動實現了富國強兵、成為一時之霸主那么簡單。在整個中國的歷史文化長河中，這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原因有兩點：

　　一是其“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的理念及其成功的變法實踐，對于突破傳統束縛、勇于開拓創新具有積極的意義。中國自古就是一個特別尊重傳統的國家。這首先是由中國農業國度的性質決定的。一個地方的生產生活方式，對于他們的思維是有著重大的影響的。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年復一年地春種夏播、秋收冬藏，永遠的從種子到種子的循環輪回，很容易在人們的心中造成“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印象。對傳統的尊重，也與統治者統治權力的合法性有著重要的關聯。中國是一個宗法制的國家，統治權力合法性的最大來源就是他的血脈，“慎終追遠”，對前代尊重，就是一件非常必然的情形。對傳統的尊重，還與舊有禮法、制度的有效性有關。一切規章制度，究其實質而言，其實就是對以往有效經驗的總結和積淀。在以往的歷史中，它們已經被證明為有效的，所以在打破這些舊有制度之時，人們的疑慮也就格外嚴重。正是在這幾種作用力的綜合作用下，中國人對傳統就格外尊重，傳統是百科全書，不僅是人們的智慧之源，也是解決問題的思考方向，甚至有時就是現成答案。不效法前代的經驗，意味著肆意妄為，禍亂四伏。這一切，都造成了中國人相對保守的觀念。而趙武靈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的理念，其“胡服騎射”的成功，都雄辯地證明了在必要時打破傳統、勇于創新的可貴與可行。

　　第二，放下中原文化優越感的架子，勇于向胡人學習，這種開放包容的心態，為后世樹立了良好的典范。中原地區是傳統的文化昌明之地，中原各國對于自己的文化是有著非常強烈的優越感的。這從公子成所說的：“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及趙造所說的：“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都可以看出。我們更熟悉的可能還是孔子再三強調的“華夷之辨”，孟子再三強調的“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用夷變夏者”。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原人固有文化優越感之深、以及趙武靈王能突破這些傳統觀念勇于向胡人學習之難。

　　“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這一傳統的治理箴言，在今天也依然沒有失去其積極意義。實際上，自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全面依法治國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完善立法體制，加強重點領域立法，都是為了適應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要求，并且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