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這句名言是2019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指出：“‘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要把‘改’字貫穿始終，立查立改、即知即改，能夠當下改的，明確時限和要求，按期整改到位；一時解決不了的，要盯住不放，通過不斷深化認識、增強自覺，明確階段目標，持續整改。整改落實要防止虎頭蛇尾、久拖不決，防止搞紙上整改、虛假整改，防止以簡單問責基層干部代替整改責任落實，防止以整改為名，層層填表報數，增加基層負擔。”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這句話出自韓愈的《五箴（并序）》，意思是人最怕不知道自己的過錯，既然知道過錯又不能夠改正，說明他是沒有勇氣的人。

　　韓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因自稱為昌黎郡望，所以世人稱其為“韓昌黎”、“昌黎先生”。韓愈是唐代中期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他于貞元八年（792年）進士及第，此后歷任節度推官、監察御史、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晚年官至吏部侍郎，故世人又稱其“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享年五十七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故后人又稱其“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從祀孔廟。在文學領域，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杰出的實踐者，被后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譽，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后人很有指導意義。在思想領域，韓愈是唐代最為重要的大儒，在儒學式微，釋、道盛行之際，他提倡道統，力辟佛、老，致力于復興儒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韓昌黎集》傳世。

　　“箴”是古代的一種重要文體，即用簡明、整齊并且協韻的語句，來說明歷史的經驗或者人生的哲理，具有深刻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意義。《五箴》是韓愈在貞元二十一年（805年）謫居陽山時所寫的表露自己真情實感的自戒之作，這五條箴言分別是“游箴”“言箴”“悔箴”“好惡箴”“知名箴”，針對自己目前存在的荒廢時日、言多有失、行多可悔、好惡失當、愛慕虛名等五個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并立下了改進的目標。具體到習總書記所引用的這句話，則出自《五箴》的總則，它被放置于具體的箴文之前，說明了作者何以立下這五條箴言的緣由，表明了自己對待錯誤的態度，以及改正這些過錯的決心。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發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做《五箴》以訟其惡云。”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人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過失。已經知道了自己的過失而不能改正，這就是沒有勇氣。我今年三十八歲了，白發越來越多，牙齒越來越少，眼睛耳朵越來越不好使，品德品質越來越有悖于仁義，離小人越來越近，而距君子越來越遠，跡象是越來越明顯了。所以寫下了《五箴》痛斥自己的過錯。

　　很多人在看到韓愈的《五箴》后，恐怕都會有一種怪異之感。原因很簡單，在后世人看來，韓愈絕對是一個道德文章都非常出色的人，特別是在宋人眼中，孔孟以下，就要數到韓愈韓昌黎了。比如大名鼎鼎的蘇東坡就說他：“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這是多么崇高的贊譽啊！但在韓愈自己筆下，卻是一個渾身都是毛病到有些不堪的人了。那么，韓愈是不是真的是一個荒廢時日、口不擇言、行為失當、品質低下、愛慕虛名的人呢？答案是否定的。從已知的所有材料中，我們可以非常負責地下一個斷語，就是韓愈是配得上后人對他的贊譽的，無論是道德人品，還是所取得的成就，都足為后世典范。

　　既然如此，為什么韓愈會對自己如此不滿呢？這就涉及到儒家影響下的中國傳統文化對自身過錯的態度了。

　　眾所周知，儒家學派是一個對自身修養極其重視的學派。作為儒家學說的綱領性著作，《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里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所謂“八條目”，其中前四條是“內修”，后四條為“外修”。“

　　那么，什么是“修”呢？清代大學者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對“修”的本意進行了解釋。按照段玉裁的解釋，“修”有兩意味：一是“修者，飾也”。這個飾，其實就是今天擦拭的“拭”，由物體經過擦拭而變得光潔，又引申出裝飾的意思。和而言之，就是段玉裁所謂“不去其塵垢，不可謂之修；不加以縟采，不可謂之修。”二是“修者，治也。引申為凡治之稱。”而后段玉裁又舉了個例子加以說明，“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修”字明了了，“修身”的內涵也就清楚了。簡單來說，它飽含著三層意味：一是就像擦拭掉物體表面的臟東西一樣擦拭掉自身的缺點和毛病；二是用美好的東西裝點自己；三是行事注意分寸，既不是過，也不是不及。審視這三個義項，我們就會發現，第一點和第三點其實都涉及去除廣義上的“改過”，由此也就不難看出，儒家對于改過這件事是多么重視。

　　正因為儒家學派對于改過這件事特別重視，所以作為以復興儒學為己任，以道統傳承者自命的韓愈，自然就會對自己的過失特別敏感。

　　當然，我們說儒家對于“改過”這件事特別重視，并不是說儒者之外的其他人就對改過這件事不重視。恰恰相反。實際上，儒家學說既是中國文化的典型代表，又是影響中國文化的重要元素，所以，重視改過，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別重要的關注之點。正因為如此，在中國的典籍中，關于“改過”的格言警句也就俯拾皆是，觸手可得。遠的，如《周易》的“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論語》中就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近的，如《資治通鑒》的“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王陽明《教條示龍場諸生》中的“不貴于無過，而貴于能改過”。而幾乎所有這些話語強調的其實都是一點，就是韓愈的“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犯了過錯并不可怕，關鍵在于是否正確認識和對待過錯、能否棄惡從善。

　　《世說新語》中就有周處知錯就改的故事，周處年輕時，為人蠻橫強悍，任俠使氣，義興的百姓稱當地山中的白額虎、河中的蛟龍和周處是三大禍害。有人勸說周處去殺死猛虎和蛟龍，實際上是希望三個禍害相互拼殺后只剩下一個。鄉里人本來以為周處必死無疑，結果周處殺死了蛟龍從水中出來了。他聽說鄉里人以為自己已死而慶賀的事情，才知道大家實際上也把自己當作一大禍害，因此，有了悔改的心意。于是便到吳郡去找陸機和陸云兩位有修養的名人。而當時只見到了陸云，他就把情況告訴了陸云，感嘆自己想改過卻荒廢了時間，到現在一事無成。陸云卻說：“古人珍視道義，認為‘哪怕是早晨明白了道理，晚上就死去也甘心’，況且你的前途還是有希望的。再說人就怕立不下志向，只要能立志，又何必擔憂好名聲不能傳揚呢？”周處聽后就改過自新，終于成為一名忠臣。

　　又如曾國藩，他年輕時，按照自己的說法，也是個“滿身惡習、舉止輕浮”的人。可貴的是，他認識到自己存在的種種不足并決心改正。他的方法之一就是寫日記，自剖劣跡，示之于人，使之成為一種修身方式。依靠他改過的決心和自律的行為，其道德之境和處世之道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善于納諫的唐太宗李世民，“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楚莊王，等等。

　　知過，還要改過，知而不改，那“知”還有什么意義呢？王陽明說過：“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于中，則又因藥發病。”過而不改的反例也讓我們看到了這種壞習慣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左傳》當中，晉靈公不行君主之道，暴虐無度，濫殺無辜，臣下士季勸他不要這樣。晉靈公說：“我知道了，就要改正”，卻依舊我行我素，最終被臣下殺害于桃園，落得個慘死的下場。而在《國語》當中，也有類似的例子，召穆公勸周厲王能夠虛心接受民意，厲王反用手段阻止民眾進諫，民不敢言，厲王以為這樣就能消除民怨了，最后卻同樣把國家送進滅亡的道路。可見，知過與改過是具有一致性的。

　　從歷史回到現實，如習總書記所言，“應該看到，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各種弱化黨的先進性、損害黨的純潔性的因素無時不有，各種違背初心和使命、動搖黨的根基的危險無處不在，“四大考驗”“四種危險”依然復雜嚴峻，如果不嚴加防范、及時整治，久而久之，必將積重難返，小問題就會變成大問題，小管涌就會淪為大塌方。”

　　在這種情況下，唯有敢于直面問題、勇于修正錯誤，才能保證黨的先進性、純潔性。黨的十八大以來，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到“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再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這是黨中央積極踴躍的自我革命精神，也是向全黨發出的自我檢視的時代要求，更是不斷立根鑄魂、糾正偏差的行動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