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開幕式的講話中引用了這句名言。習總書記說：“我們應該追求熱愛自然情懷。‘取之有度，用之有節’，是生態文明的真諦。我們要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拒絕奢華和浪費，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風尚。要倡導環保意識、生態意識，構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讓生態環保思想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要倡導尊重自然、愛護自然的綠色價值觀念，讓天藍地綠水清深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懷。”

　　“取之有度，用之有節”這句話的出處，是唐代著名政治家陸贄的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這句話的大意是，對于自然和社會產出的各種資源，要有限度地索取、有節制地使用，不能只顧眼前利益，而不作長遠的規劃和打算。

　　陸贄（754年－805年），字敬輿。蘇州嘉興（今浙江嘉興）人。唐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唐代宗大歷八年（773年）中進士，德宗即位后，由監察御史召為翰林學士，此后累遷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為相時，指陳弊政、廢除苛稅。貞元十年（794年），遭構陷后罷相。永貞元年（805年）在忠州去世，年五十二。追贈兵部尚書，謚號“宣”。

　　陸贄為中唐名相。在主政期間，面對危急的時局，他敢于指陳時弊，籌劃大計，為朝廷出了許多善策。他對德宗忠言進諫，建議德宗廣開言路、任賢廢惡、儲糧備邊、消弭戰爭。特別是在藩鎮叛亂舉國動搖的情勢下，更是規勸德宗下詔罪己，為其起草了誠摯動人的詔書并頒行天下，前線將士為之感動，有的聽到后痛哭，叛亂者亦上表謝罪。由于他善于預見，措施得宜，力挽狂瀾，唐朝搖搖欲墜的局面才得以轉危為安。其學養才能、品德風范，深得當時及后世稱贊。

　　古代的士大夫群體和文人群體是高度合流的。作為文人，陸贄工于詩文，但他最擅長，也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還是要首推政論。其政論文章見地高遠，說理透辟，文字流暢，對后世影響很大，比如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就非常推崇陸贄，他在《資治通鑒》中引用陸贄的政論竟多達三十九篇，這在《資治通鑒》中是絕無僅有的。又如大文豪蘇軾，也對陸贄推崇有加，說他“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于事情，言不離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南宋大儒朱熹也說“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從這些人的評價和推崇，我們就不難感知陸贄政論文的成就與影響。

　　“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即出自陸贄的奏議名篇《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這封奏議作于公元794年，也就是他擔任宰相的最后一年。安史之亂后，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地。由于長期用兵，興師動眾，百姓的徭役、賦稅也日益殘酷，紛紛破產。大唐民困國窮，財政枯竭，經濟處于崩潰狀態。為了緩和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日益激化的矛盾，解決國家的財政經濟危機，陸贄上疏提出了《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強調了“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重要性，系統地闡述了恢復和發展經濟，進行政治改良的思想。該篇奏議長達一萬余字，共分“論兩稅之弊須有厘革”“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論長吏以增戶加稅辟田為課績”“論稅期限迫促”“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六條，對當時的財政稅收領域存在的若干問題，特別是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對百姓盤剝太過的問題進行了反映，并就解決這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奏議比較全面而系統地展示了陸贄節用愛民的思想，以及對于民生問題的基本主張，見地深邃，暢達懇切，警句迭出，是陸贄奏議中的名篇。

　　具體到“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見于《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中的第二條“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土地的產出是有定數的，人力的生產是有極限的。索取有限度，使用有所節制，就會有所盈余；索取無度，使用不加節制，難免陷入匱乏。出產多少決定于上天，但使用多少則完全取決于人。所以賢明的君主制定章程，從來都是量入為出，這樣即使遇到災難，也不會陷于困難之中。衰退的世道則不是這樣，他們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索取，從來不考慮民力物力的枯竭。”

　　這段上下文，其實就把“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原因和重要性都交代得非常清楚了。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社會，統治者能夠堅持這一點，對于調節人類特別是統治階層幾乎無盡的欲望與有限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不過，“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為陸贄所提出，但其中所蘊含的“量入為出”的理念，卻是古已有之。實際上，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先賢們就已經提出了一系列類似的理論主張。例如《管子》中，就有這樣一段話，它說：“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慎子》一書中也有所謂“圣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的說法。當然，這里所說的“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更多強調的是君對民的取用關系，而保護自然環境的生態意義，在這里體現得并不明顯。

　　直到后來，孟子繼承了孔子“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的思想，提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雖然這一言論的目的在于宣揚王道，但強調“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要求有節制地捕魚、根據時節伐木，實際上已經包含了保護自然環境的生態思想。而孟子的這一思想，后來也為荀子所繼承和發揮，因此也就有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污地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的說法。

　　到了西漢初年，賈誼將這種對于自然的取用既要有時節的規定，又要有數量的節制，明確地概括為“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由于漢代的儒家學者非常強調要根據時令節氣，有節制地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所以他們普遍接受了賈誼所提出的“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的生態理念，并且這種理念對后世也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南朝著名天文學家何承天就曾在他的《達性論》中說道：“若夫眾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侯豺獺，所以順天時也。” 到了初唐時期，關于人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仍與漢代一樣，大都表述為“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直到陸贄出現，“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才正式轉變為“取之有度，用之有節”。不過，無論是“取之有時”，還是“取之有度”，它們所傳達的精神內涵都是一樣的，區別只是具體話語的不同。

　　無論陸贄也好，還是管仲、賈誼也好，他們表達類似的語句，反映的都是中國古典經濟學中普遍信奉的“量入為出”的平衡理念。這種理念在過去被普遍信奉和強調，可能更多的是因為資源的短缺、生活的貧困而做出的無奈、被動的選擇，也許其中還包含著對維持社會生態平衡的責任考量。但是，即使在物質生產相對豐盈的現在，也依然沒有過時。它既反映了中國古代哲學家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度思考，又成為當今建設良好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理念。在客觀上有助于培養國家、社會所提倡的“綠色消費觀念和綠色消費習慣”，有助于促進人與自然之間保持必要的生態張力。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因此，自然和人類應當是和諧共存的，我們今天的堅持以及各種付出也應當是值得的。大自然既然已經毫無保留地向我們敞開懷抱，那么我們也要始終遵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正確處理保護與開發的關系，確保榮辱與共、互利共贏的發展格局。我們要做好大自然的“代言人”，講好保護自然的中國故事，厚植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人文情懷，從身邊人、身旁物、小事點滴中感悟自然生態的和諧共生之美。“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答好“自然之卷”是對每個人的嚴峻考驗。“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只有堅持“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堅持“節約資源與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才能更好地為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后代留“一汪碧綠的清水、一片耀眼的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