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這句名言是2018年1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們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頂層設計，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一共推出1600多項改革方案，其中許多是事關全局、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如市場體制改革、宏觀調控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司法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改革、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監察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等。每逢重要場合，我都要談改革、談開放，強調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把改革進行到底。”

　　“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出自漢代韓嬰所著的《韓詩外傳》卷一，意思是身負重擔而路途遙遠的人，不會刻意挑選某地而安身憩息。

　　韓嬰（約公元前200年-約公元前130年），西漢燕地（今屬河北）人，西漢著名經學家。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任常山王劉舜太傅。善治《詩經》與《易經》，但所治《易經》流傳不廣，故僅以治《詩經》而聞名。當時治《詩經》的，齊魯韓三家最為著稱，而“韓詩學”的創始人就是韓嬰。

　　《韓詩外傳》是韓嬰的主要作品。在古代的解經著作中，《韓詩外傳》是非常特別的一部。從思想淵源上說，韓嬰本身屬于荀子學派，但又不拘泥于門戶之見，他不但吸納了同為儒家思想家的孟子的一些思想，比如“民貴君輕”“性善”等觀念，甚至對法家的韓非子也有借鑒和吸收。從著述體例上說，其書由360條軼事、道德說教、倫理規范以及實際忠告等雜編而成，一般每條都以《詩經》中的一兩句引文作結，它們與《詩經》的關系，并不是直接的注釋和闡發，而是基于意義的關聯、印證、說明、互補，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先秦時期的“用詩”傳統。它不但是關于《詩經》的重要著作，同時也是漢初散文的代表之作，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說它“文辭清婉，有先秦風”，是非常恰切的評價。

　　具體到“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這句話，則出自《韓詩外傳》第一卷的《曾子仕于莒》篇。

　　其完整的上下文是：

　　“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后，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云：‘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翻譯成現代漢語，大意是：曾子在莒國為官，俸祿只有三秉粟米，在這個時候，曾子看重的是俸祿以供養父母，而不在乎自身的得失；父母過世后，齊國邀請去他做宰相，楚國邀請他去做令尹，晉國迎接他做上卿，但曾子都拒絕了，因為在這個時候，曾子看重的是自身的得失，而不再看重俸祿和爵位。有才學道德卻不出來做官，聽任國家迷茫動蕩，這樣的人，不能和他談論“仁”；自命清高而身處窘境，使父母得不到很好的贍養，這樣的人，不能和他談論“孝”；身負重物，長途跋涉，這樣的人，不會刻意選擇歇腳的地方；家庭貧困，父母年邁，這樣的人，不會對職業挑三揀四，而只是考慮所得的俸祿能否供養父母。所以，即使是君子，也會出于迫不得已的需求，穿著舊鞋子和破布襖整天亂跑。所以說，君子如果迫不得已出來做官，當然也會聽從指揮，盡到職責，但不會為其謀劃、深陷其中。《詩經》說“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就是這個意思。

　　這篇文字篇末的“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是《詩經·召南》中的一首小詩。全詩很短，所以揭引如下：“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用余冠英先生的翻譯就是：“小小星兒閃著微微亮，三顆五顆大星在東方。急急忙忙半夜來趕路，為了官家早忙晚也忙。人人有命人人不一樣！小小星兒閃著微微亮，參宿昴宿大星在東方。急急忙忙半夜來趕路，被子帳子都得自己扛。人人有命人人比我強！”

　　很明顯，《小星》描寫的是一個辛苦工作的小官吏夙興夜寐、辛苦操勞，不禁口出怨言的情形。這首詩中最核心的句子，毫無疑問的就是“夙夜在公，寔命不同”。那么，主人公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抱怨呢？不同的注家做出了不同的解釋。《曾子仕于莒》，就是韓嬰所作出的解釋：作者是一個不得已才出來做官的君子，作為君子，肯定要勤勤懇懇、忠于職守，但內心深處，對這份工作并不認同。跟隨著這個解釋的是另一個問題：既然不認同這個工作，那么為什么還要做這個工作呢？韓嬰的解釋是：“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為急。”

　　從原文的語境，我們不難看出，“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是有兩層意蘊的。

　　第一層意蘊，是與“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合在一起，解釋了為什么君子也會做一些不情愿的事情。作者的解釋是出于不得已。比如父母的年紀已經很大，家里又很貧窮，又不出來做事，難道讓父母在家等死嗎？這時候最應該做的，就是像曾子那樣，哪怕現在并不是出來做官的合適的時機，但只要有機會，哪怕職位很卑賤，哪怕薪水很微薄，也還是要應承下來，這樣才能養活年邁的父母。同樣，當一個人背負著很重的東西，跋涉過很長的距離，當他筋疲力竭、想要休息一下的時候，他肯定是不管哪里趕快歇下來，絕不會對休息的地方挑三揀四。如果像鳳凰那樣，“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一定要干凈的地方才肯落腳，這怎么可能？

　　第二層意蘊，是隱含在“不得已”之后的深層原因，這其實也是更為深刻而重要的一層意蘊。有些事情，明明并非出于情愿，為什么君子也會做？因為相比于“不情愿”，還有一些更為重要的、更有價值的東西。對于曾子而言，時機不合適是不會出來做官的，這一點從他在父母去世之后，能夠拒絕諸侯們的高官厚祿，是能夠看出來的。既然不情愿，那么當初為什么一個卑微的小官，曾子為什么又做了？父老家貧啊。身為孝子，怎能不養父母呢？對君子而言，孝是最高的道德要求，任何其他的事情與孝發生沖突，都只能退居其次。同樣的，身為君子，對于居處之地，本來是有所揀選的。但為什么會“不擇地而息”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任重而道遠”。換言之，只要身上有重擔，腳下有遠路，就不可能有擇地而息的從容。而身為君子，任重道遠，乃是注定的命運。

　　在儒家學者的話語體系內，“任重道遠”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它是和君子的品格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其最早的出處是《論語·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意為，有遠大志向的君子不能不剛強勇敢，因為他承擔著重大的責任，且路途遙遠。將實現“仁”作為自己的責任，這不是很重大的嗎？堅持向前，直到死亡才停止，這不是很遙遠的嗎？

　　由《論語·泰伯》，我們可以知道，“任重道遠”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即“任重”和“道遠”。

　　首先是“任重”。什么樣的人有重任呢？《韓詩外傳》中舉的是曾子的例子，《論語》中說的是“士”，這里的“士”指的不是一般的讀書人，而是以實現“仁”為己任、死而后已的人，是有理想、有抱負、有擔當的人。這些人所承擔的，是實現“仁”的理想。《論語·顏淵》篇中，“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孔子將“仁”看作君子品德的核心，與“學”相結合，《雍也》篇中說：“仁者先難而后獲，可謂仁矣”。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仁”，這一君子所擔負的“重擔”，是君子的核心品德，也是社會的發展所向，即要使統治者施行“仁政”，君子有克己復禮、和而不同的“仁心”，百姓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愛”。

　　其次是“道遠”。“仁”的理想是不容易達到的，因而追尋的路途也是漫長的。《論語》中說，其“道”之遠，要“死而后已”，《韓詩外傳》中也說“不擇地而息”。對于個體的君子而言，要想使自己能夠懷有仁、義、禮的德行，就要堅持學習，博學篤志，“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對于整個“士”階級來說，要想做到在國家中施行仁政，就要恢復禮制，輔佐君主停止征伐、體民愛物；對于世世代代有“仁”的信念的人來說，要想在社會上推行仁愛之風，使整個社會達到和諧，形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的社會風氣，就要世世代代始終懷揣實現“仁”的理想信念，堅定不移地走在求索的路上，將“仁”的信念薪火相傳。無論是哪個方面而言，要想達到這一理想信念，重要的是堅持，即使道阻且長。正如伏爾泰所言：“偉大的事業需要始終不渝的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引用“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宣示的是改革永不停步的決心，釋放的是新時代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強烈信號，強調的是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越是國際環境復雜，越是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越是任重道遠，就越要有不擇地而息的精神，與時俱進，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