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這句話是2018年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理想信念不可能憑空產生，也不可能輕而易舉堅守。我們要經受‘四大考驗’，抵御住‘四種危險’，必須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深刻認識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辯證關系，既不能離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民族復興的現實工作而空談遠大理想，也不能因為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就諱言甚至丟掉遠大理想。正所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堅定‘四個自信’，最終要堅信共產主義、堅信馬克思主義。我們身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干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心要想著遠大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持續開展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有效管用的，要繼續堅持。”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這句話，出自《古詩十九首》，意思是人生短暫，不足百年，卻總是憂心忡忡于遙不可及的事情。

　　《古詩十九首》是中國古代文人五言詩的選輯，由南朝蕭統從從傳世無名氏的古詩中選錄十九首而成，并編入《文選》當中。這十九首古詩原來沒有題目，后人把每一首詩的首句作為標題，于是就有了我們現在見到的題目，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等?！豆旁娛攀住吩谥袊姼枋飞嫌兄鴺O其崇高的地位。用游國恩先生的話來概括，就是：從內容上來說，《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末年的政治社會生活在文學領域的反映，體現了那一動蕩時代，人們對于現實生活和內心要求的矛盾、痛苦和感傷。從藝術上來說，《古詩十九首》長于抒情，情景相生臻于水乳交融之境；善用比興，言近旨遠，含蓄蘊藉而余味無窮；語言淺近自然而又極其精煉，含義豐富，耐人尋味。《古詩十九首》的出現，是五言詩達到成熟階段的重要標志。劉勰在《文心雕龍》當中稱之為“五言之冠冕”，鐘嶸在《詩品》中稱其“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胡應麟在《詩藪》中說它們：“興象玲瓏，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動天地。”都是對它們準確而恰切的評價。

　　具體到習總書記所引用的這句詩，則見于《古詩十九首》中的第十五首《生年不滿百》。全詩是這樣的：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后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翻譯成現代漢語，大意是：人生短暫，不過百年，可是卻常常自尋煩惱，整天為那些遙不可及的事情憂心忡忡。白天那么短，夜晚那么長，為什么不點起蠟燭，抓緊游玩，享受人生的快樂呢？人生在世，就該及時行樂，不要總想著將來如何如何。你看那些守財奴，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人死了錢沒花完，除了后人的恥笑，他們又得到了什么？像王子喬那樣修真成仙的事情，也很難得到實現。

　　詩歌的主題一望而知，就是所謂“及時行樂”。站在當時的時代背景，這種人生態度很好理解，社會的動亂讓士人深感前途無望，性命的得失往往只在須臾之間，求仙訪道又杳不可得，與自己有限的人生比起來，那些高官厚祿，金銀珠寶又算得了什么呢？不如及時行樂，寄情于林泉之間。

　　但是，說這樣的人生態度“很好理解”，卻并不是說這樣的人生態度就值得贊許。這樣的人生態度，更應當看作是對于漢末社會動蕩不安、人命危淺的現實狀況的抗議；曠達狂放的表面之下，其實是人生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實際上，這種人生態度，既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更不符合中國共產黨人的品格。那么，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又會在中紀委的講話中引用“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這一典故呢？

　　這就涉及到“反用典故”的修辭手法了。用典是我國傳統的修辭手法。典故的使用，對于塑造形象、烘托氣氛、創設意境等，都有著很好的作用。使用典故，除了比較常見的明用、暗用、正用之外，尚有“反用”這一手法。反用典故，就是按照典故的原有之意反其意而用之，這樣就能起到出其不意、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這一手法，古人稱為“翻案法”，用詩人楊萬里的話來說，就是“翻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經典的例子，就是王安石的《明妃曲》對昭君出塞典故的反用。在原有的典故中，說到昭君所以出塞，是因為毛延壽索賄不成所以把昭君畫丑了，但王安石卻偏說“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說到昭君到了單于那里整日悲悲戚戚，思念漢朝，但王安石偏說“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貴在相知心。”這就傳達了與原有典故完全不同的信息。習總書記對于“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反用也是如此。站在漢末失意文人的角度而言，這個“憂”就是個人憂慮，并且這個憂慮因為時局動蕩、生命危淺而顯得蒼白和無意義；但出于偉大而高遠的追求，以一種更長遠的目光去看待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則這個“憂”就成了“憂患”。習總書記對于這一典故的反用，既接續上了我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的憂患意識，又與黨的使命以及當前國內國際形式完美契合，堪稱巧妙。

　　“憂患意識”在中國文化中是一種源遠流長而厚重深沉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憂患意識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精神最為根本的基調之一。這種深沉的文化烙印，可以說在中國文化的生成期，就已經烙印在中華民族的基因之中了。在中國文化典籍中，地位最為崇高的，無疑就是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了?！吨芤?middot;系辭下》說：“《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患不是杞人憂天，不是面對危機而束手無措的恐懼，而是在太平無事的時候依然保持警醒，在局面大好的情況下也依然不得意忘形，始終有一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戒懼，預先為可能到來的危機做好準備，這也就是《系辭》中說的：“君子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按照徐復觀先生的表述就是：“（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只有自己擔當起問題的責任時，才有憂患意識。”

　　這種從中華文化源頭起就攜帶的文化基因，此后就一直貫穿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之中。春秋戰國時期，面對戰亂頻仍、生靈涂炭、百姓倒懸的局面，幾代知識分子都在苦苦求索解決之道，而他們的思想中，往往也都蘊含著深刻的憂患意識，這也就是《莊子·駢拇》中所說的“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而在眾多的學派中，又以儒家的憂患意識最為深沉而強烈。如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孟子說“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都是在強調憂患意識對于從國家到個人的重要。儒家的憂患意識背后，是與對國家、人民的責任感分不開的。面對禮崩樂壞的現實，他們敢于以天下為己任，承擔起救世補天的重大使命?？鬃诱f“知其不可而為之”，孟子說“殺身以成仁”，都是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體現。這種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精神，是儒家思想體系中最積極的因素，也是后世志士仁人汲取精神力量的最為重要的源泉。而因為儒家學說在漢代之后就成為中國思想的正統，對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心靈狀態的塑造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種憂患意識和使命感也就被一脈傳承了下來。在唐代，是杜甫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在宋代，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在明清，是龔自珍的“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近現代，是孫中山的“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當然，也正像我們前面提到的，憂患意識不是無謂的杞人憂天，不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憤世嫉俗，不是坐以待斃，而是在順境中的自我警醒，逆境中的奮發有為。中國文化能夠歷經數千年而薪火相傳，經歷重大危機而浴火重生，與中國文化中深沉的憂患意識有著密切的關聯。

　　創立于風雨如磐、內憂外患的近代，以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歷來就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趯χ袊锩?、國家建設和改革實踐的深刻認識與具體實踐，黨的歷代領導集體都對當時所處時代背景下的各種風險進行了戰略思考并著力加以應對。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從全局和戰略高度，深入分析國內和國際形勢，緊緊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正確認識社會矛盾風險期，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樹立底線思維，保持戰略定力，努力防范和化解各種風險，凸顯了強烈的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體現了穩中求進的辯證智慧，對于我們準確判斷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及時采取應對之策，化挑戰為機遇，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戰略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告誡我們的：“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發展形勢總的是好的，但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面對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們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的戰略主動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奪取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