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引用了這一名言。在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新一屆政府和社會各界提出了四點希望，其中第一點就是：“堅持與時俱進，進一步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水平。古人說：‘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要適應現代社會治理發展變化及其新要求，推進公共行政等制度改革，提高政府管治效能，促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把依法辦事作為特別行政區治理的基本準則，不斷健全完善依法治澳的制度體系。要善用科技，加快建設智慧城市，以大數據等信息化技術推進政府管理和社會治理模式創新，不斷促進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

　　“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出自漢代桓寬的《鹽鐵論》。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善于治理國家的人，遇到弊害就去補救，遇到漏洞就去堵塞。

　　《鹽鐵論》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書籍。它是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那次著名的“鹽鐵之會”的會議整理記錄。漢武帝時，因為與匈奴作戰，為了籌措軍費，采納了鹽鐵專賣、均輸、平準、酒榷等一系列經濟政策。這些政策，雖然適應了當時鞏固西漢政權的需要，卻也給農業生產、中小工商業和百姓生活帶來了某些不便與困難，因而引起了社會上的一些不滿和反對。武帝死后，這些政策的興廢存留，就成為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主政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下令召開會議。會上，以代表民間利益訴求的賢良、文學為一方，與以代表政府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就西漢武帝一朝的內外政策得失，特別是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經濟政策展開了一場大辯論。會議歷時四個月，對上述相關問題反復討論。由于鹽鐵官營存廢問題是其中最核心的內容，于是人們稱其為“鹽鐵之議”或“鹽鐵會議”。 鹽鐵之會三十年后，桓寬根據當時的會議記錄，并經與會儒生朱子伯的幫助，經過自己的潤飾補充，整理成《鹽鐵論》。該書共60篇，雖以“鹽鐵”為名，但實際上涉及到了漢武一朝的經濟政策及相關的政治、軍事、文化思想等全部重大問題；每篇的篇幅均不甚長，但都要言不煩，直中肯綮，對于我們了解西漢乃至整個封建王朝的經濟、政治運作都大有裨益。

　　具體到“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這句話，出于其第56篇《申韓》。題目中的“申”，指的是法家的先賢申不害；“韓”，指的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韓非子。這一篇討論的核心有兩個：一是到底以儒家的仁愛治國，還是以法家的法術治國的問題；二是對待漢武帝的政治遺產，是基本予以否定，代之以周孔之道，還是查漏補缺、及時修補的問題。

　　對于第一個問題，也就是到底是以儒家的仁愛治國，還是以法家的法術治國，

　　賢良方正認為，漢武帝雖然表面上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實際上許多政策，比如鹽鐵專賣、比如對匈奴發動的長期而大規模的用兵，都有著太多法家的色彩，所以必須徹底加以否定，而全面代之以周公孔子的治國之道；而桑弘羊則認為，法家不可全盤否定，比如像魏國任用吳起、秦國任用商鞅，就都使各自的國家強盛起來。

　　對于第二個問題，賢良方正認為，國家之所以出了問題，就是因為周孔之道沒有得到推行，修修補補是沒有用的。只要全面推行周孔之道，就能天下大治，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而桑弘羊則認為，周公、孔子之道，太過迂闊而遼遠，拿它們來進行國家治理，是遠水解不了近渴。漢武帝時代的治理雖然有問題，但并不需要徹底否定，一個明智的管理者要做的事情，就是查漏補缺、修改完善，所謂“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就是桑弘羊在這個語境下說出的。

　　那么，桑弘羊與賢良方正的意見，到底哪一方的見解更為正確呢？答案是毫無疑問的：桑弘羊的見解，無論是就當時的國情，還是其中所表現出來的治國理念，都是更為合理的。

　　賢良方正之所以用儒家的治國理念來反對申韓之術，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漢武帝已經明確地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是最講究“正名”的，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民無所措手足”。在賢良方正看來，朝廷既然已經把儒學擺在了官學的位置上，那么就不應該再雜用王霸之術。而實際上，全然采用儒家的治國理念，在實際政治層面上是根本無法達到國家治理的目的的。原因很簡單，先秦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張，就是以周禮治國，全面退回到西周的制度軌道上去。而實際上，周公所制定的那一整套制度，是與西周開國時期非常低下的發展力水平相適應的。儒家學說中一些合理的理念，比如仁愛等原則，當然是有其永恒的價值的，但認為只要把周禮那一套搬到現實中去，就能夠使天下百姓各安其分，盜賊不起，刑法不用，垂拱而治，則無疑是過于天真的夢想。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國家的治理是一個超復雜事件，任何從單一的理念出發，希望一勞永逸地解決政治治理中的所有問題，都無疑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桑弘羊為代表的政府官員。他們既不否定作為官方正統學說的儒家的基本理念，同時也強調法家學說在富國強兵等政治實踐中的實際作用，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比起賢良方正的迂闊遼遠，無疑要高明很多。

　　而拒絕桑弘羊“弊則補之，決則塞之”的方案，主張立刻改弦更張、全面推行儒家的禮儀制度，更顯示出賢良方正的不切實際。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一個制度所以是現在的樣子，是多方博弈、綜合演化的結果，而不是出于某種理念設計出來的結果。換言之，是一個國家、社會選擇了某種文化理念，而不是這個理念創造了這個社會——當然，一個理念一旦被選擇，它又會對這個社會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賢良方正認為漢武帝表面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實際上是雜用王霸，這個感覺是對的，實際上，“陽儒陰法”，也就是儒家為表、法家為里，才是漢武帝的本色。而這個治國策略的形成，是春秋戰國、秦漢以來幾百年社會實踐選擇的結果。在戰國七雄的爭霸中，法家、墨家、道家、兵家、儒家等都為結束紛爭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最終是選擇了法家主張的秦國獲得了勝利。但秦國的二世而亡，也暴露出法家的嚴重不足，于是在漢朝初期，又轉而在基本繼承秦制的基礎上加入了黃老之術。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黃老之術又暴露出一些不足，而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學說就進入了漢武帝的視野，并在實際政治層面的操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個社會的內部，就已經夠復雜了，如果再加上匈奴崛起等外部因素，那就更復雜了。一言以蔽之，漢武帝留下的政治遺產，是漢朝幾代皇帝甚至是春秋戰國以來數百年政治實踐的積淀，是多方政治勢力博弈、多年政治生態演化的結果。當然，隨著匈奴被打敗，休養生息、恢復國力成為當時的主要任務，隨著主要任務的變化，國家的政策肯定要進行調整，但在調整絕不意味著割斷數百年的歷史發展而回到周朝。當此之時，一個優秀的治理者，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在豐富的思想資源中去選擇最合適的方案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削足適履，割斷歷史，讓社會回到周朝的樣子。在這個意義上說，桑弘羊“弊則補之，決則塞之”的主張，無疑是更切合實際的主張。

　　可見，《鹽鐵論》一書系統概括了社會各個階層所體現的利益觀和經濟思想，是我國古代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我們在處理現實經濟問題時，應該全面把握，充分考慮如何正確處理好個人、集體、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我們每個人在追求物質利益之余，還要注重精神方面的素養；要建立正確的義利觀和消費觀，這對國家的富強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而后世歷史的發展變化，也從實踐層面上證明了“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這一主張的正確性。鹽鐵會議之后，霍光部分采納了賢良方正的一些主張，比如免除部分賦稅、徭役，降低鹽價、取消酒榷等，但對鹽鐵專賣等政策還是予以了保留。因為內外措施都處理得當，霍光主政后的若干年，就出現了“百姓充實，四夷賓服”的局面，使得西漢王朝又出現了幾十年和平興旺的景象。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兩漢之間的“王莽改制”。王莽信奉儒家的思想，他主政后，就以《周禮》為藍圖“托古改制”，在生產力、生產經濟狀況已經完全和周朝初年不一樣的狀況下，向著這部儒家經典所描繪的遠古理想社會大踏步地倒退。他的做法，基本上就是賢良方正所鼓吹的。已經被歷史淘汰的舊制度，怎么可能解決社會發展遇到的新問題？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王莽的改制，不僅沒有挽救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反而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導致天下大亂，自己也被殺身死。

　　今天看來，“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依然有著極其深遠的現實意義。這就是，社會是發展變化的，特別是隨著科技的進步，這種發展更是日新月異。優秀的社會管理者，當然要堅持與時俱進，絕不能膠柱鼓瑟、裹足不前；但這種與時俱進，絕不意味著對以往正確且已經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的輕易否定，而是要從實際出發，積極穩健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