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這句名言是2019年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所作的說明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古人講，‘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任務之繁重前所未有，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之嚴峻前所未有。這些風險挑戰，有的來自國內，有的來自國際，有的來自經濟社會領域，有的來自自然界。我們要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運用制度威力應對風險挑戰的沖擊。”

　　“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出自呂祖謙《東萊博議?葵丘之會》。

　　呂祖謙（1137年—1181年），字伯恭，婺州（今浙江省金華市）人。呂祖謙是南宋時期著名的理學家、文學家，人稱“小東萊先生，與朱熹、張栻齊名，并稱“東南三賢”。呂祖謙出身“東萊呂氏”，家世顯赫，家學淵源，幼年隨父親到福建、臨安等地任所，先后師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等人。《宋元學案》稱：“先生于學，博綜諸家。”呂祖謙出身于一個極其顯赫的官僚世家，其七世祖呂蒙正、六世祖呂夷簡、五世祖呂公著、高祖呂希哲、曾祖呂好問等，皆是位高權重、聲名顯赫，乃至彪炳史冊的大人物。呂祖謙最初憑借門蔭入仕，由將仕郎起家。不過，自幼聰穎過人的呂祖謙并不愿意順著這條捷徑走下去，而是選擇了科舉仕進這條令人尊敬的正途。他于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考中進士，此后累遷至秘書省秘書郎，并兼國史院編修官與實錄院檢討官，奉命重新修定《徽宗實錄》，編纂刊行《皇朝文鑒》。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九日（1181年9月9日），呂祖謙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五歲，追謚“成”，后改謚“忠亮”，配享孔廟。

　　呂祖謙雖然英年早逝，不過，由于他的勤奮和聰穎，所以取得的成就是極其驚人的。作為士大夫，他恪盡職守，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都提出過很好的意見和建議；作為學者，他在哲學、史學、文學、教育等領域都有杰出的貢獻，而他能夠被后人銘記，主要還是因為在理學方面的貢獻。他開創的“婺（wu4）學”，又稱“金華學派”，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學派之一，在理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理學思想方面，呂祖謙一方面受程頤、程顥思想影響，認為理是世界的本原，但同時又強調“心”的重要性，認為心總攝萬物，所以“理”、“心”并重，其本體論呈現出二元論的趨勢。同時，呂祖謙繼承了先秦以來的“有對”論，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矛盾著存在的，“不息”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在認識論方面，他主張“守初心”、“窮理須格物”，主張明理躬行，學以致用，反對空談心性，開“浙東學派”之先聲。

　　《東萊博議》又稱《左氏博議》《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共二十五卷，一百六十八篇。根據呂祖謙在《東萊博議》自序的介紹，此書原本是“為諸生課試之作”。呂祖謙在先后為母親、父親的守喪期間，一些讀書人追慕呂祖謙的名聲，逐漸圍繞在他的周圍。生活在科舉時代，讀書人當然就有一個如何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問題。所以，這些讀書人除了向呂祖謙請教一些學術性問題外，也必然會涉及到如何應對科舉的實際問題。宋代科舉考試側重經義和策論，出于為這些學生的前途考慮，呂祖謙也會教他們一些應對考試的技巧。《東萊博議》就是呂祖謙為這些學生寫的示范性文章。作者選取《左傳》中的若干史實進行分析，指出其中所包蘊的盛衰之理、治亂之道，深刻精警，發人深思。與精彩見解相得益彰的是它極其高明的寫作技巧，其文筆奇巧、譬喻出奇，分析通透、議論明達，頗有引人入勝之致。《東萊博議》并非一時寫就的，每寫成一篇，學生們都如獲至寶。歲積月累，逐漸成編，于是也就付之梨棗了。書成之后，不但在當時被奉為文章寫作的秘籍與法寶，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用北大著名教授金克木的話來說，如果真能學到《東萊博議》的精華，那就“能做出一大篇精彩的文章，處處是驚人之筆，處處又合乎題意，更重要的是能說得頭頭是道”，所以作為文章范本，《東萊博議》流傳極廣，直到明末清初還在讀書人中廣為流傳。

　　具體到“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這句話，它出自呂祖謙《東萊博議》卷十一《葵丘之會》，是呂祖謙對于葵丘之會而發的一篇議論。葵丘之會是春秋時期的一件大事，發生在魯僖公九年（前651年），地點在葵丘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蘭考、民權一帶。大會由齊桓公召集，齊、魯、鄭、衛、宋、許等國君參加，周襄王也派去了代表，對齊桓公極力表彰。在葵丘之會上，與會的各諸侯國制定了需要共同遵守的盟約，并由齊桓公代為宣讀。盟約的主要內容主要有五條，分別是：第一條，“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殺掉不孝的兒子，不得更換太子，不得以小妾取代正妻）”；第二條，“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要尊重賢人，培養人才，對于有德行的人，一定要給予表彰）”；第三條，“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尊敬老年人，慈愛幼年人。不要忽視外國的來賓，有住在境內的，盡量給予照顧，不要使他流落）”；第四條，“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士一級的干部，不得世襲職位，官員們上班，不許在外面另做兼職。大夫一級的干部犯了罪，國君沒有權利擅自殺他）”；第五條，“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不許亂筑堤壩，損人利已;鄰國有饑荒，不許限制糧食出口;有封賞的大事，一定要互相通報，不得私自進行，暗箱操作）”。宣讀之后，大家再一起宣誓道：“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歸于好。”

　　通過葵丘盛會，齊桓公成為中原的首位霸主。齊桓公曾“九合諸侯”，葵丘之會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不過，它在見證了齊桓公的霸業達到了頂點的同時，也標志著從此開始走向衰落。葵丘之盟后，齊桓公志滿自得，特別是在管仲死后，更是任用了易牙、豎刁等一批小人，日益走向昏庸。

　　呂祖謙的文章，即由此而展開議論。整篇文章圍繞著一個“期”字而展開。所謂“期”就是預期、期待、期許。在齊桓公而言，這個“期”就是他成就霸業的愿望和夢想。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期待和夢想，齊桓公才能做成大事，成就霸業，在這個意義上說，正是這個自我期許成就了齊桓公。但是，當這個期待變成現實之后，齊桓公也就失去了人生的目標，從此一步步走向衰敗。在這個意義上說，也正是這個“期”字毀掉了齊桓公。這就叫“器小易盈”。

　　在齊桓公治國得失的基礎上，呂祖謙進而發表了對于“期”的普遍性看法。在呂祖謙看來，不論是諸侯、公伯還是霸主，要想使國家發展，首先要有所“期”，“期者，圣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他強調，國家要有對未來發展的計劃與藍圖，同時更要為之付諸行動，要“立期”“赴期”，方能“應期”。若是國家沒有規劃、沒有目標，必然是“泛然而議，卒然而行，忽然而罷，汗漫荒忽，無所歸宿”，不足稱之為“治”。誠然，有“期”是治理好國家的重要前提，但“期”也或許成為治理國家的阻礙，“自期于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于伯，不可得也；自期于伯者，至伯則止，欲挽之使進于王，不可得也。”如果國家的發展被固定的“期”束縛，那么國家就如同在屋內生長的樹，被禁錮在天花板下，不能取得長足的發展。由此，呂祖謙提出：“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天下的力量此消彼長，它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會因為你的“期”已經達到而宣告終止，若一味耽于固有的“期”，當目標實現了，就固步自封、停在當下，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那只能被滾滾向前的歷史洪流所淹沒，所謂“強而止于強”“伯而止于伯”，那么強者“必不能保其強”，伯者“必不能保其伯”。

　　應當說，呂祖謙的話語，已經被無數的歷史事實證實。世界局勢瞬息萬變，各種突發事件層出不窮。在紛繁交錯的勢力大背景下，國家間的強弱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變化的，想要停在當下，得到的就只能是后退。清王朝時期的中國是最好的例子：統治者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自以為“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在“寸板不得下海，片帆不得入口”的閉關鎖國政策之下，徹底封鎖了中國的耳目。隨著道光二十年一聲來自大海的響炮，這個堅守到最后的古文明的國門被徹底轟破。當我們眼中的那些蠻夷之國運用“奇技淫巧”快速發展之時，我們自己卻再也邁不出一步。中國近代百年來的屈辱與苦痛，又何嘗不是閉關鎖國而落后挨打的結果呢？

　　《禮記·中庸》中有言：“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目標規劃是國家發展必不可缺的重要內容，是國家發展的方向與歸宿。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偉大成就，是與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目標引領，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指導、不懈奮斗分不開的。由此，中國方能徹底擺脫積貧積弱的狀況，以偉岸的身姿，屹立于世界的東方。但越到此時，就越是要牢記“不盛則衰、不進則退”的道理。前進無止境，永遠在路上。時代的快速發展、局勢的瞬息萬變要求我們主動謀求發展進步，積極跟隨時代腳步。在時代的挑戰面前，逃避帶來的唯有落后，只有積極進取謀求發展，方能乘時代之長風，在浩浩湯湯的歷史潮流中劈波斬浪，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