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中引用了這一名言。習總書記說：“我們要建立一個遠離封閉、開放包容的世界。中國有句古話：‘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明的繁榮、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同存異、開放包容，離不開文明交流、互學互鑒。歷史呼喚著人類文明同放異彩，不同文明應該和諧共生、相得益彰，共同為人類發展提供精神力量。我們應該堅持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樣的理念，讓人類創造的各種文明交相輝映，編織出斑斕絢麗的圖畫，共同消除現實中的文化壁壘，共同抵制妨礙人類心靈互動的觀念紕繆，共同打破阻礙人類交往的精神隔閡，讓各種文明和諧共存，讓人人享有文化滋養。”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出自《中庸》。

　　《中庸》的作者一般認為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子思寫《中庸》的原因，南宋理學家朱熹解釋說：“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也。”也就是說在孔子去世后，面對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局面，子思擔憂儒家思想會因競爭而沒落，于是寫《中庸》加以弘揚。《中庸》開篇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意思是肯定人性中“至善”的本質是天賦予的，人能遵循這種天賦的本性便是“道”，按照“道”的原則修養自身便是教。隨后又解釋說“道”是人一刻也不能離開的，人若想修“道”，首先應該追尋自己內心中的道德本性。這里，《中庸》與《大學》有些不同，《中庸》的重點在于討論性情的表現形式和尺度，它認為，人除了內心的道德本性要自覺把握外，還要把握性情萌發之后的節度，因為人性中除了道德理性外還有情感的成分，于是提出了“中庸”這一概念。對于“中庸”，一般人經常會有所誤解，覺得中庸就是無原則、無主見、不偏不倚、不思進取、隨波逐流。實際上，這些表現并不是“中庸”，而是孔子最痛恨的“鄉愿”。“中庸”二字的意思，按照漢代大儒鄭玄的解釋，就是“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也就是說，它是一部講如何運用儒家“中和之道”的書，而運用的關鍵，一言以蔽之，就是孔子《論語》中的一句話“過猶不及”，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對分寸感的精妙把控。關于什么是“過”，什么是“不及”，以及怎樣做到“中庸”，馮友蘭先生在其《新世訓》中，曾以“守信”也就是信守諾言為例，進行過一個很好的說明。守信自然是良好的品德，但也要根據具體的場合來決定信守諾言的分寸。比如與人約會，不按時赴約就叫“不及”。但《莊子》里提到的尾生，他與心上人約定在橋下約會，在等人的時候發了洪水，尾生為了不失信于心上人，竟然抱著柱子被淹死在橋下，這就叫“過”。“中庸”，在正常情況下就是按時赴約；當發了水，就應該及時上岸，換一個能夠彼此互相看見的地方繼續等候。馮友蘭所舉的例子，就非常生動而恰切地說明了“中庸”的核心，這是我們在談到“中庸”這一概念時所應特別注意的。

　　今天的讀者和聽眾，都是把《中庸》當作一部獨立的著作來看待的。實際上，它與《大學》一樣，原本都是《禮記》中的篇目，但在隋唐時期，這兩篇作品就已經受到儒家學者的格外重視；到了北宋，這兩篇作品就被抽出來作為獨立的經典進行強調；至南宋朱熹，更是將它們與《論語》《孟子》并稱為“四書”，進而對后世的儒學乃至中國文化都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

　　具體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出自《中庸》的第30章。其完整的上下文是：“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孔子繼承堯舜的傳統，以文王、武王為典范，上遵循天時運行的規律，下符合水土地理的環境。就像天地那樣沒有什么不能承載，沒有什么不能覆蓋。又好像四季的交錯運行，日月交替光明。萬物一起生長而互不妨害，遵循各自的規律而互不沖突。小的德行如河水一樣長流不息，大的德行使萬物敦厚純樸。這就是天地的偉大之處啊！

　　這一章的本意，是贊美孔子的偉大，而孔子之所以偉大，在作者看來，就是因為孔子擁有像天地一樣廣闊的心胸，能夠包容一切，也能夠承載一切。

　　一般的讀者，很容易把這些話看成是嫡孫的子思出于對爺爺孔子的崇敬而說的一句空泛的贊美之詞。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孔子的第一身份是什么？是教師。作為教師的孔子，對于自己的弟子們，確實是做到了像天地一樣的包容和覆載。孔子說“有教無類”，這其實也是是孔子整個教育思想體系的總綱。

　　孔子是歷史上第一個辦私學的人，打破了官學對學生階層的限制。孔子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七十賢人中屬于貴族出身的有孟懿子、南宮敬叔、孟武伯、司馬牛四人；屬于城市貧民和卑賤之人有顏路、顏回、仲弓、原憲、閔子騫等人；甚至連顏涿聚這樣的“梁父之大盜”也列入門墻。孔子收弟子，不但不挑剔他們的出身，也不挑剔他們的個性、資質。孔子弟子的知識、智能、學習態度都各不相同。如顏回、子貢的接受能力較強，像高柴、曾參就差一些。在學習態度上，顏回好學，宰予則較為懶惰，但孔子都招為學生。他們的年齡也有很大的差別，有的比孔子年輕，但也有比孔子年長的。孔子并未因某些學生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拒絕他們，而經孔子的教育，最終都成為社會的棟梁之才。這就是他在《論語·述而》中所講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意思是說只要給我一些薄禮，我都會教給他們一些東西。南郭惠子曾問子貢：“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回答說：“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括（矯正竹木彎曲的工具）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尚書大傳·略說篇》）從這些情況來看，作為教育家的孔子，確實像上天一樣包容著這些弟子，像大地一樣承載著這些弟子，像陽光雨露一樣照耀滋潤著這些弟子。也正是因為如此，孔子的學說才能夠在這些弟子的發揚光大下成為氣候，進而在中國乃至世界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子思說孔子“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其出發點是站在道德的高度，贊美孔子作為師者的胸懷。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我們要補充的是，孔子對弟子們如天地般“無不持載，無不覆幬”，體現的不僅是極高的道德，更有極大的智慧，這個智慧，就是作為大教育家、思想家的孔子對于多樣性的包容和鼓勵。正是這種包容和鼓勵，使得他所創立的學派保持了內部的多樣性，而不是一個單質化的群體，從而不但使儒家學派在當時就保持了頑強的活力與生命力，并且這種開放包容的文化基因也在后世被傳承下來，在此后的中國文化發展中不斷成長、壯大，并發揮了重大的影響。

　　如果說孔子是憑著他高尚的道德修養與極大的智慧、對天地萬物的觀察與體悟感受到了多樣性的重要，那么，現代科學研究則已經從學理的角度上對這一問題作出了更為合理的解釋。現代人對于多樣性的認識，是從多樣性對于生物的重要而開始的。生物多樣性，包括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多樣性。遺傳多樣性指的是一個物種的基因組成中遺傳特征的多樣性。遺傳多樣是種群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的方式，是生命進化和物種分化的基礎。對于一個物種而言，其遺傳多樣性越高，可提供環境選擇的基因愈多，相對對于環境適應能力就愈強，也愈容易保障物種的生存及演化。物種多樣性，也稱物種歧異度，是指一定區域內動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種類的豐富程度。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我們的衣、食、住、行及物質文化生活的許多方面都與生物多樣性的維持密切相關。生態系統多樣性是指生物圈內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態過程的多樣化以及生態系統內部生境差異、生態過程變化的多樣性。一個生態系統包括一個特定地區的所有生物，以及它們之間、它們和生存環境的相互作用。正是生態的多樣性，塑造了我們所生存的地球現在的樣子。也就是說，無論在物種內部、物種之間，還是生存環境，從哪個層面而言，多樣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正像古人從“天道”中獲得了關于“人事”的啟示，現代人也從生物多樣性中獲得了關于人類社會多樣性的一些重要的啟示。和世界上絕大多數生物不同，文化是人類存在的方式。當我們的眼光從生物活動轉向人類活動的時候，很自然地就會轉向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思考。不過，和生物多樣性在人類活動范圍日益擴大、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的破壞日益強烈面前面臨著一系列重大問題一樣，全球化也使得人類文化的多樣性面臨著嚴重的威脅，而最主要的威脅，就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所進行的“文化霸權”或“文化殖民”。這時，人們就發現，多樣性對于人類文化的重要意義，絲毫不弱于多樣性對于生物的意義。2005年10月20日，第3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上通過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就表明了當前人類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在《公約》中，“文化多樣性”被定義為各群體和社會借以表現其文化的多種不同形式。這些表現形式在他們內部及其間傳承。文化多樣性不僅體現在人類文化遺產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化表現形式來表達、弘揚和傳承的多種方式，也體現在借助各種方式和技術進行的藝術創造、生產、傳播、銷售和消費的多種方式。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帶領我們重溫《中庸》“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話語，感受中華文化悠久蘊藉的智慧，就顯得意義非凡。它代表了當代的先進文化，彰顯了中國自信開放的胸襟，表明了中國對世界的擔當與責任感。對于個人來說，這番話也提醒我們，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對待他人，尊重差異，理解個性，只有這樣，才能消除隔閡，和諧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