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時的講話中引用了這一名言。習總書記說：“古人講：‘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所謂‘為時’、‘為事’，就是要發時代之先聲，在時代發展中有所作為。去年，我們隆重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表彰了100名改革先鋒，其中就有許多作家藝術家、社會科學家，像李谷一、李雪健、施光南、蔣子龍、謝晉、路遙、樊錦詩、厲以寧、林毅夫、王家福、胡福明、許崇德、杜潤生、鄭德榮等，他們都是緊跟時代、奉獻時代的優秀代表。”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出自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與元九書》。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與李白、杜甫并稱唐代三大詩人。祖籍山西太原 ，生于河南新鄭。自幼聰穎而刻苦， 公元801年中進士，是同榜中最年輕的，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逝于洛陽，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與元九書》是唐代文學家白居易給好朋友元稹的一封書信。這個“元九”，就是與白居易并稱“元白”的唐代著名詩人元稹——家喻戶曉的名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就出自他的手筆；另外，王實甫的《西廂記》也是根據他的傳奇小說《鶯鶯傳》改編的。

　　中國有句老話叫“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人相輕”的情況非常常見。但白居易和元稹卻絕沒有這種情況。他們之間是那種真正的同氣相投與惺惺相惜，二人“生死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他們的關系，用元稹的話說，是“堅同金石，愛等弟兄”；用白居易的話說，則是“金石膠漆，未足為喻”。

　　同為文壇翹楚，他們之間除了詩歌唱和之外，也經常就一些理論問題進行探討。《與元九書》就是白居易用書信的方式表述自己文學觀念、與元稹進行交流的一篇著名的理論文章。書信很長，按照內容可以約略分為四個組成部分。

　　第一部分，交代寫信的緣由，大意是早就想給你寫這封信，一直沒機會，現在我被貶官了，無事可做，所以給你寫這封信。

　　第二部分，以作家是否關注現實、文學是否有益于社會為標準，梳理了自先秦到唐代中國文學特別是詩歌發展的脈絡，并就每一時代的文學創作的得失進行了評價。

　　第三部分，是白居易對自己從事詩歌創作的心路歷程的回顧，以及創作得失的反思。這部分的內容多而且雜，既有對自己文學觀念的闡述與堅持，也有對自己因此而得罪當時的不滿，還有對元稹幾十年無條件理解支持的感激。

　　第四部分，表達對元稹的思念和掛牽。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警句，出于書信第三個部分。這一警句是整篇文章的“文眼”，它不但是第三部分，也是整篇文章的核心與要點，鮮明地表達了作者的文學創作觀：作家要有現實主義精神，文學創作應當擔負起反映現實、批判現實的功能。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白居易一以貫之的創作主張。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

　　在《策林》六十四中，白居易說：“臣聞樂者本于聲，聲者發于情，情者系于政。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樂之道與政通矣。”又在《策林》六十九中說：“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后興于嗟嘆，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親覽而斟酌焉。”這就表明，白居易把音樂與詩歌，并不看作單純的藝術作品，而是看作國情、政情、民情的反映，可供執政者作為治國理民的借鑒。在后來的《新樂府序》中，他也是一再強調詩歌的目的是補察時政，所謂“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也正是為了更好地達到這個目的，他也一再強調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也完美地實踐了他的詩歌主張。白居易留下的詩歌有三千多首，直接反映和批判現實的諷諭詩就占了相當的比例。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彪炳詩史的《秦中吟》和《新樂府》。其中，《秦中吟》十首，每首有一個鮮明的主題，如《重賦》直接斥責了統治者對百姓的殘酷盤剝，《傷宅》揭露了達官顯貴為富不仁，《買花》暴露了“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的社會不平等。《新樂府》五十首，是一組有著明確政治目的、經過嚴密組織構建的系統化詩作，題材非常廣泛，涉及到上至朝廷，下至鄉間的社會的方方面面，有譏刺宮女制度的《上陽白發人》，有譏刺朝廷窮兵黷武的《新豐折臂翁》，有叱責官吏侵剝農民的《杜陵叟》，有為可憐的賣炭翁鳴不平的《賣炭翁》，等等。這些詩歌，從不同側面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弊端與民生疾苦，代表了那個時代的社會良心，具有極高的認識價值與批判意義。

　　白居易之所以能夠如此，有兩個原因。一是其生活經歷。二是中國自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

　　白居易出生于一個家道中落的官僚家庭，少年時輾轉各地四處謀生，在兵荒馬亂中艱難成長。他在考中進士前，曾在詩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后，骨肉流離道路中。吊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這樣的經歷，使得他深知百姓甘苦、民生艱難。另外，作為一個自幼受傳統儒家教育成長起來的正直知識分子，白居易飽受儒家仁政、民本思想的陶熏，頭腦中有濃厚的親民愛民思想，期盼著政治清明、民心安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朝廷內外存在著許多黑暗殘酷，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使白居易激憤難抑，不能自己。他認為，要消除這些弊端，使政治清明，民得安生，只有讓皇帝知道那些現象，改良政治，才可奏效。

　　另外一點，則是中國自詩經以來就確立的現實主義傳統。正像白居易本人在《與元九書》中說到的，中國自周代就設立采詩之官，目的就是通過詩歌以了解民生疾苦、為政得失，所以詩歌自古以來就具有補察時政的功能。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成為官方的正統學說，更確立了“詩教”的傳統，以詩歌為代表的文學藝術就更是自覺地承擔起了敦倫促教的社會功能。這一傳統，被后代的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繼承下來，自覺地把自身的文藝活動投入到廣義的社會治理當中。實際上，不僅僅是白居易本人，歷代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無不把自己的文學創作與倫理道德、社會治理緊密聯系在一起。“文以明道”“文以載道”，是像韓愈、柳宗元、周敦頤這樣正統詩文作者的文學信念；“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是馮夢龍、高則誠這樣的通俗文學作者所秉持的信條。

　　文學藝術可以是最講究創新的，但所有的創新，都是在一定基礎之上的。從中文“創新”一詞所對應的英文“innovation”來看，并不只是單純的“創造新事物”，而是表達在一個本源的、古老的事物中發現新的可能性的意思。而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說，生于斯、長于斯、浸潤其中的本國歷史文化，就是其進行藝術創作最天然的靈感與技巧的源泉。這是一個藝術家所能領受的最佳饋贈，也是他能夠貢獻給這個世界的最好禮物。

　　把這個問題闡述得最清楚的，莫過于印度大詩人泰戈爾。泰戈爾于1913年因為詩集《吉檀迦利》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獲獎感言中，他特別提到了印度傳統文化對自己文學創作產生的巨大影響。泰戈爾能夠在文學上有所造詣，得益于印度古老的隱居的生活方式，正是在這種生活方式中，泰戈爾凈化了自己的心靈，使自己能夠以一種澄澈寧靜的狀態進入文學

　　東方文學的價值，就在于它能夠提供一些不同于西方的寶貴東西。照搬西方，或者在亦步亦趨的模仿中與西方文藝同質，不但得不到本國的歡迎，也不會得到西方的真正尊重。文化創新必需從最本源、最傳統的文化形態中尋求復興與創新的元素，只有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推陳出新，中國才能創造出既符合世界進步潮流，又不乏中國氣派的優秀作品。

　　總之，“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不僅是白居易個人的創作主張，也代表了中國古代優秀知識分子心系百姓、關注現實、服務國家社會的優良傳統。作為新時代的文藝與社會科學工作者，就更應當接續這個優良的傳統，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樹立高遠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國情懷，把個人的藝術追求、學術理想同人民福祉、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努力做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有貢獻的藝術家和學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