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我們黨成立一百年來，實現了中國滄桑巨變，建立了豐功偉績，主要是：指明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根本改變了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作出了解決全人類問題的中國貢獻，形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一百年極不平凡，是中國人民根本改變歷史命運的一百年，是中華民族迎來偉大復興的一百年，是中國為全人類發展作出卓越貢獻的一百年。而所有這一切，都因為有我們黨這個堅強領導核心。我們黨成就中國百年滄桑巨變的豐功偉績，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政黨都無法比擬的。

　　指明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

　　道路決定命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就沿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前進，走上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

　　我們黨成立于中華民族危亡之際。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由于封建統治者固步自封、腐朽無能，加之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舊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受盡欺凌，一度到了瀕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從此，救亡圖存成為中華兒女共同心愿的“最大公約數”。無數仁人志士為此進行不懈探索，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從清末的“君主立憲”到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各種方案都失敗了，都沒能根本改變中華民族受壓迫、受欺凌的悲慘命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讓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依靠。我們黨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喚起工農千百萬”“奪過鞭子揍敵人”，經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結束了近代以來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境地，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新紀元。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人口眾多、人均資源不足、經濟基礎薄弱，我們黨開始醫治戰爭創傷。此時，美國發動朝鮮戰爭，并轟炸我國東北邊境。黨中央果斷決策，“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打敗了美國侵略者，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贏得了安定的國際環境。同時，我們黨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在推進國家工業化的同時，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領導全國人民迅速恢復生產和社會秩序，建立起生產資料公有制，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多快好省地建設“四個現代化”。盡管探索之路艱辛坎坷，但我們成功建立和鞏固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人民幸福、民族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果斷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性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極大提高了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躍升至世界第二位，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第一貿易大國。中國人民基本過上小康生活。全國各族人民從實踐中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發展中國的唯一正確道路。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繁重艱巨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面對各種重大風險考驗和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舉旗亮劍、銳意進取，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全面深化改革增添發展動力，以高壓反腐凈化政治生態，以扶貧攻堅解決突出民生問題，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譜寫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篇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戰勝了前進道路上的種種艱難險阻，特別是去年在遭遇戰中取得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戰略成果，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充分彰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實踐偉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勢、中國共產黨的強大執政能力。

　　一百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中國奇跡”。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只有在我們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實踐的結論，也是對世界的啟示。

　　根本改變了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

　　舊中國戰亂頻仍，民生凋敝，而且一盤散沙；新中國人民富足幸福、充滿自信，共同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團結奮斗。這種根本性改變，是我們黨成立以后發生的。

　　中國人民受壓迫、受欺凌的悲慘命運一去不復返了。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人民頭頂“三座大山”，受盡欺壓和剝削。民不聊生、生靈涂炭，是中國人經濟狀況的真實寫照；租界門前“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東亞病夫”的稱號，侵略者“支那人”的蔑稱，是中國人政治狀況的真實寫照。是我們黨帶領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中國人真正有了人的尊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國際地位提高，中國人民越來越揚眉吐氣、自信自強，海外華僑、華人也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

　　中國人民從貧困走進全面小康社會。舊社會，中國廣大人民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到2019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通過近40年的扶貧工作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脫貧攻堅，按照現行標準測算，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7.7億，徹底解決了千百年來困擾中華民族的絕對貧困問題。現在，中國成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全體人民過上了富足的小康生活，中國人也成為世界上購買力最強的群體之一。

　　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充分保障。舊中國，中國人民根本談不上民主、人權。新中國，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廣大人民群眾享有憲法法律保障的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權利。我國保障人民群眾在憲法法律規范內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我國保障以生存權、發展權為核心的廣泛人權。中國人民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我國的人民民主比西方國家的“資本民主”更加真實、有效。

　　中國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提高。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法治建設不斷加強，社會治安狀況根本好轉；生態文明建設不斷加強，人民呼吸清潔空氣、飲用干凈水、食用健康食物的需求逐步得到滿足。加之政治上當家作主、經濟上初步富足，中國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空前提高。特別是經過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廣大中國人民深深感到，生活在中國最安全、最幸福。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個政黨、政府好不好，首先要看能否維護和發展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黨始終秉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奏響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三部曲，中國人民經濟上、政治上、精神上的獲得感自豪感前所未有。國際權威機構的最新民意調查結果表明，中國民眾對本國政府信任度達95%，高居各國榜首。

　　作出了解決全人類問題的中國貢獻

　　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從未中斷，經濟社會發展曾長期處于世界前列，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結束了鴉片戰爭以后任人宰割的歷史，讓中華民族走上了復興道路，不僅根本改變了中國，也極大改變了世界。

　　中國發展本身就是對世界的重大貢獻。占全球1/4人口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進一步動搖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殖民統治體系，根本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給被壓迫民族反殖民統治、反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以極大鼓舞。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持續開展大規模的扶貧攻堅，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發展，也為處于低潮的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帶來新的希望。

　　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無私幫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相互支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建立和完善中非、中拉、中阿、中國—太平洋島國等合作機制，在自愿、互惠條件下開展廣泛合作，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援。長期以來，我國一直為非洲國家提供衛生醫療援助。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中，我國不僅率先控制住疫情，而且向許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量技術、物資、醫療等幫助，并將我國研發的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提供給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為全球抗疫作出了突出貢獻。

　　中國為全球發展和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是聯合國創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始終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一直在國際舞臺上為廣大發展中國家主持正義、公道，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扶貧、環保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為全球扶貧、環保事業提供了“中國樣本”。我國堅定維護世界多邊貿易體制，主張推進新型經濟全球化，主張基于規則的全球共同治理，堅決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體現了對全人類共同利益的責任擔當。我國提出并帶頭實踐共建“一帶一路”，為全球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發展提供了公共產品和發展機遇。我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得到絕大多數國家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高度認同，為人類發展展示了正確道路和光明前景。

　　形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導核心

　　毛澤東同志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要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我們黨在百年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創造了“中國奇跡”，贏得了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成為當之無愧的堅強領導核心。最近，許多國際政要、學者評價說：中國脫貧攻堅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創舉”，再次彰顯中國共產黨的“超強執政力”。我們黨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導核心，有其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

　　思想理論的先進性。馬克思主義科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為人類社會發展指明了唯一的正確道路。我們黨一成立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緊密結合起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產生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在科學理論指導下，我們黨及時洞察和把握社會發展大趨勢，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不斷增強決策的戰略性、前瞻性、科學性。同時，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成果，為中國人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使中國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動變為主動。

　　價值追求的人民性。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追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謀求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沒有自己的私利，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我們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視人民為歷史進步的根本動力，把黨作為人民實現其根本利益的工具，把群眾路線作為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我們黨始終把保障人民的國家主人地位、實現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制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黨與人民同心同德、水乳交融，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是任何敵對勢力都無法離間的。

　　不懈奮斗的堅韌性。我們黨成立以來，始終秉承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不懈奮斗、矢志不渝。面對百年奮斗歷程中的荊棘遍布、艱難險阻，我們黨事不避難敢擔當，審時度勢、科學決策，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以“越是艱險越向前”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去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作出了巨大犧牲，上百萬共產黨人獻出了寶貴生命，譜寫了一曲曲驚天地泣鬼神的奮斗贊歌。我們黨勝不驕敗不餒、愈挫愈勇，“不到長城非好漢”，馬不停蹄、只爭朝夕地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不懈奮進，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用上百年甚至幾百年時間才走完的路。全國各族人民為我們黨這種不畏艱險、不怕犧牲、永不懈怠的奮斗精神深深感染，由衷地把我們黨當作自己的“主心骨”。

　　組織體系的科學性。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我們黨建立起堅強、嚴密的組織體系，這就是由黨的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共同構成的科學組織體系。黨中央是大腦和中樞，負責制定黨的大政方針，具有定于一尊、一錘定音的權威；黨的地方組織確保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在本地區的貫徹落實，并把基層和黨員的意見建議報送到黨中央；黨的基層組織負責把黨中央和上級黨委的決策部署貫徹落實到基層，并負責收集、反映黨員和群眾的意見建議。目前，我們黨有近470萬個基層組織分布在全國各地各單位，有9100多萬黨員生活、工作在各個基層組織中。這種廣泛的、嚴密的、堅強的組織體系，既可以讓黨中央“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使黨的大政方針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及時地、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到基層，又可以使黨的組織和黨員深深植根人民、扎根人民。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政黨都不具有的強大組織優勢。

　　自我革命的堅定性。打鐵必須自身硬。我們黨在推進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中，不斷推進黨的偉大自我革命，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強化黨內監督，堅持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我們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為人民利益堅持好的、改正錯的”；按照好干部標準培養選拔執政骨干，加強理論學習，不斷提高長期執政能力；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依靠嚴明紀律保證全黨步調一致；堅決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不正之風，樹立清正廉潔、求真務實等優良作風，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堅持刀刃向內，零容忍懲治腐敗，不斷祛除黨的肌體上的毒瘤，等等。我們黨這種勇于自我革命精神也是其他政黨不能比擬的。

　　我們黨的這些優秀品格是其他任何政黨所不具備的，理所當然地成為民族復興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這是中國人民之幸、中華民族之幸。歷史和人民選擇了我們黨，我們黨則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兩大奇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必將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創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

　　（作者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