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國民黨頑固派的長期封鎖，中外記者很難進入陜甘寧邊區。隨著中國共產黨力量的增長，英、美等國在華人士特別是一些新聞記者對了解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

　　1944年2月16日，駐華外國記者聯盟直接上書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允許外國記者到陜北及延安訪問。幾天之后，蔣介石出人意料地批準了外國記者的請求。3月4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給延安發來一份電報，詳細報告了有關情況。

　　對于外國記者的來訪，黨中央和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很重視。收到八路軍辦事處的來電后，毛澤東當即批給十幾位同志傳閱。4月30日，記者團的行程大體確定，毛澤東又特地致電董必武，請他轉告外國記者：“諸位來延，甚表歡迎。”

　　中外記者團5月17日離渝，于6月9日抵達延安。記者團共有21名成員，實際只有6名外國記者。這6人之中，一人是蘇聯塔斯社記者，名叫普羅岑柯；其余人差不多每人都兼任英美等國二三家有影響的報社記者。

1944年6月，毛澤東設宴招待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新華社圖片

　　12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中外記者并解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毛澤東暢談國際國內形勢，并對記者們說，要戰勝日本法西斯，中國必須實行民主。之后，毛澤東還抽空與一些外國記者進行深入的個別交談。在談話中，毛澤東除比較詳細地介紹中國的抗戰形勢和中共的各項基本政策外，還根據每個記者的不同情況，有針對性地講了一些問題。例如，向蘇聯記者普羅岑柯談了中共的組織和發展等；向美國記者史坦因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方針，主張中國與美蘇都保持友誼的關系，以便使中國在戰后能成為美蘇之間的一座橋梁。毛澤東有一段著名的話——“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也是在同史坦因談話時講的。

　　通過與中共領導人的交談，外國記者對共產黨的各項政策有了比較深入的認識。同時，中共領導人也通過他們了解到一些比較重要的情況。例如，英美人士對國共兩黨的觀感和對中國局勢的看法，盟軍有可能向八路軍提出配合作戰的請求，美國政府已開始考慮戰后對華政策，等等。有的外國記者還十分友好地向共產黨領導人提出一些改進對外宣傳的建議和辦法。

　　1944年，朱德、周恩來、賀龍（前排右2）、王震（前排左2）、楊尚昆（后排右1）等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新華社圖片

　　外國記者還到晉綏抗日根據地和其他一些地方考察采訪。經過幾個月的訪問，記者們發現邊區是一個與國民黨統治區完全不同的新天地。根據親身經歷，他們每人都寫了不少描述根據地斗爭生活的生動報道。特別是福爾曼寫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和史坦因寫的《紅色中國的挑戰》，是兩部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的書。

　　1944年，毛澤東同志和馬海德在延安。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馬海德曾接待過許多到延安訪問的外國記者、外交官、軍人，包括1944年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將軍派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 新華社圖片

　　1944年七八月，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部分兩批派遣美軍觀察組18人抵達延安。美軍觀察組有關人員通過訪問，寫了許多調查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情況。美軍觀察組這樣評價延安人：“延安使得美國人不可思議的有三點。一是延安人對金錢不感興趣，美國飛機經常往返印度、重慶和延安，延安沒有一個人托過飛機乘務員帶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東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虛文，和一般中國人愛講面子的傳統不一樣。三是延安人沒有開口要美援。”

　　延安的外事工作，對溝通中國共產黨與外部世界的聯系，更廣泛地宣傳黨的主張起了積極作用。

　　為了更好地適應擴大對外交往的需要，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黨的外交政策是在國際統一戰線的思想指導之下，以共同抗日和爭取民主、擴大黨的影響為中心內容；目前，我們的外交還是“半獨立性的外交”；我們辦外交必須站穩民族立場，反對百年來在民族問題上存在的排外和懼外媚外的錯誤觀念。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形成“半獨立性的外交”，逐步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認識和處理對外關系和對外工作問題，初步積累了有關外交工作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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