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這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括和總結。認真學習貫徹《決議》精神，對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斷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前進，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發展起來的科學理論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進行革命，面對的特殊國情是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落后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產及其社會影響根深蒂固，又遭受著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經濟文化十分落后，選擇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才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首要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有過的難題。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一度簡單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使中國革命遭受了嚴重挫折。

　　在全黨為尋找中國革命道路而進行的艱苦探索中，毛澤東同志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從進攻大城市轉為向農村進軍，是中國革命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在革命斗爭實踐中，毛澤東同志科學地分析國際和國內政治形勢，系統回答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問題，闡明了土地革命、武裝斗爭、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工農武裝割據理論，提出了中國革命要以農村為中心，開辟了正確的革命道路。《決議》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是艱巨復雜的事業，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發展過程，貫穿了同“左”右傾錯誤作斗爭并深刻總結這方面歷史經驗的過程。1935年召開的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創造了重要條件。1938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命題。1939年、1940年之交，為了系統闡明黨的理論和綱領，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更好地指導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許多重要的理論著作，深刻總結和全面闡述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哲學思想、軍事思想、統一戰線思想和黨的建設思想。特別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系統闡發、黨的政策和策略的精辟論證，對指導中國革命具有重大意義。這些理論的創造，標志了毛澤東思想的成熟。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實現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提出并闡述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方針和政策，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勝利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為我國一切進步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黨面臨的嶄新課題。毛澤東同志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苦探索。《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結合新的實際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1956年4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初步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建設的若干新方針，標志著我們黨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認識。這個時期，黨還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許多思想至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也正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二、以獨創性的理論成果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

　　《決議》指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從理論到實踐都需要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極為艱巨、極具挑戰性的努力。”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的理論成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內容。

　　毛澤東同志從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出發，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規律，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思想，創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為我們黨成為全民族的領導核心，并且創造出中國革命的新道路提供了基本依據。

　　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依據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所創造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政治條件，采取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方針，實行逐步改造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具體政策，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中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艱難任務。這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大大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尊重價值規律，在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等重要思想理論成果，有力推動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展。

　　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同志系統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具有嚴格紀律的、同人民群眾保持親密聯系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系統提出的人民戰爭思想，關于加強國防、建設現代化革命武裝力量和發展現代化國防技術等思想，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理論作出的極為杰出的貢獻。

　　毛澤東同志精辟論證了政策和策略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必須根據政治形勢、階級關系和實際情況及其變化制定黨的政策，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毛澤東同志還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提出了許多具有長遠意義的重要思想。

　　在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而戰斗力很強、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建設一個具有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是極其艱巨的任務。毛澤東同志的建黨學說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毛澤東同志鮮明提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黨的建設是一項“偉大的工程”，提出著重從思想上建黨的原則，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形成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三大法寶；充分預見到在全國執政面臨的新挑戰，明確提出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積極探索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的重大課題。這其中的許多重要論述，至今仍有很強烈的現實針對性，是我們黨加強執政黨建設的重要思想武器。

　　《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穿于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方法，體現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基本方面。”毛澤東同志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于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工作，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艱苦斗爭中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這些立場、觀點、方法，對我們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我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三、繼承優秀傳統文化

　　《決議》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中國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毛澤東思想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方法，概括中國歷史、社會及全部革命斗爭經驗而創造出來”，“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概括”，“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歷程中，民族的歷史和民族的現狀、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內容從來都是不可分割的，毛澤東同志始終主張將兩者緊密結合起來。毛澤東同志曾經針對“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指出：“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延安整風運動中提出整頓學風，就是強調研究中國的現實斗爭內容，也要研究中國的近代歷史和古代歷史，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創造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形式。

　　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文化，對封建文化一定要做具體分析。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有很多好東西，但也有許多毒素和糟粕，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但“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毛澤東同志提出并倡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民族的”文化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堅持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馬克思主義和民族的特點結合起來，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科學的”文化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大眾的”文化是民主的，應為廣大工農群眾服務的，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對于中國的優良的歷史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于過去時代的歷史文化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毛澤東同志注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在中華大地落地生根。

　　四、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毛澤東思想教育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它培養的大批骨干，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許多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寫的，但仍然是我們必須經常學習的。這不但因為歷史不能割斷，如果不了解過去，就會妨礙我們對當前問題的了解；而且因為這些著作中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后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思想為此后我們黨的理論創造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礎。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說：“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正如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一樣，也絕不能要求毛澤東同志承擔解決他去世以后中國和世界所發生的一系列新問題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指出，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于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過了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洞察時代大勢，把握歷史主動，進行艱辛探索，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指導中國人民不斷推進偉大社會革命，先后創立鄧小平理論，形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科學發展觀，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深刻總結并充分運用黨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從新的實際出發，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十分珍視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偉大實踐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一切成果，并且在新的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這些成果，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我們黨的理論，保證了我們的事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闊步前進。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