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張宏樑，男，1964年6月生，遼寧新民人，1982年9月由石家莊十五中考入廈門大學數學系，1983年9月轉入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曾任系團總支副書記，1987年畢業分配到河北省計經委工作，現在一家投資公司任職。

　　采 訪 組：石新明 衛晨霞 王麗莉 薛宏偉 張其澄

　　采訪日期：2020年10月4日

　　采訪地點：北京亞運村張宏樑辦公室

　　采訪組：張宏樑同志，您好！聽說習近平同志在與您第一次見面時就談到了關于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資本論》的學習，請您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景。

　　張宏樑：現在回想起來，那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和習近平同志第一次見面是在1985年下半年。當時，我在廈門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讀三年級，習近平同志擔任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

　　那年暑假，習市長的一位在我的家鄉城市石家莊工作的初中同學郭曉黎，托我給他帶了封長信。9月開學，我一回到學校，就先給習市長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想把這封信交給他，同時也很期待能與這位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輕領導見上一面，匯報一下自己的大學生活。當時廈大經濟系和廈門市體改委成立了聯合調查隊，正在進行“廈門市若干經濟問題調查”，為制定廈門經濟發展戰略和改革方案提供第一手市情數據，我也希望得到他的當面指導。后來我才知道，這項調查正是在習市長的提議和指導下展開的，其中21個題目都是由他親自擬定的。我現在還保存著當年調研報告的匯編文集，文集的前言中寫道：“廈門大學經濟系1983級全體同學和指導教師為這次調查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11月底，我收到習市長的親筆回信，約我見面。我就給他的秘書王泰興打了電話，約定在12月一個周日下午見面。

　　見面那天，我按照習市長在信中給我留的地址和約定的時間，找到了他的宿舍——圖強路2號樓301室。進門坐下后，我就把那封厚厚的信交給了他。我說，“您的同學郭曉黎讓我一定盯著您看完”。

　　習市長接過信，笑著說：“這小子要么不寫，要么就寫這么厚！他現在怎么樣啊？”

　　“他現在是北京軍區軍醫學校的教員。”我答道。

　　習市長讀完信后，口述了回信內容，我認真作了記錄，請他確認后，就準備告辭了。這時他說：“宏樑，不著急，我到廈門時間不長，認識的人也不多，咱們沒事接著聊聊。”于是，習市長就詢問起了很多關于我們80年代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情況。比如，每月花費多少，家里給的錢夠不夠，幾個人住一間宿舍。他還特別詢問了我們經濟系有幾個專業，都開設了什么課，各門課程之間有什么內在的聯系，等等。

　　當他聽到我說開了《資本論》原著課程時，馬上仔細詢問，學的是哪個版本？同學們都感興趣嗎？學起來是否吃力？知道為什么要開這門課嗎？

　　那時，廈大經濟系把《資本論》三卷列為本科生必修課，每一卷學習一個學期。學校還開設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經典著作選讀、經濟學說史等課程。說實話，對于我們這些二十出頭的學生來說，學起來感覺還是比較枯燥吃力的。習市長說：“你們本科生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學原理、讀原著是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最佳方式，也是學習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最有效的方式。你們經濟系堅持了這么多年，做法很好，對學生的成長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肯定會非常有好處。”

　　聽了這番話，我心里暗暗有些吃驚，就問他：“您怎么對《資本論》這么熟悉？”他的回答更是讓我意想不到。他說，自己下鄉的時候在窯洞的煤油燈下通讀過三遍《資本論》，記了很多本筆記，還讀過幾種不同譯本的《資本論》，最喜歡的是我們廈大老師郭大力、王亞南的譯本。因為這兩位先生本身就是經濟學家、教育家，對《資本論》的理解很通透，又是直接翻譯德語原著，真實準確。

　　記得當時我還問他：“我們作為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學習《資本論》原著都感到非常吃力。您下鄉插隊勞動，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怎么還讀得進去《資本論》這么深奧的書呢？《資本論》三卷本差不多得有200萬字吧？”

　　習市長笑著說：“這就是你們沒有經歷和體會的了。當時條件的確很苦，吃的沒一點兒油水，餓著肚子讀書。但是我發現，一讀書就會忘記勞作艱辛之苦、物質貧乏之苦，得到的卻是渾然忘我之樂、精神滿足之樂，這就叫‘苦中作樂’。有時拿到一本好書，還真怕一下子把書讀完、一時沒書可讀啊！”

　　還有一句話我記得很清楚。習市長說：“艱苦的環境逼著我讀更多的書，想更多的事。”在他十幾歲還在上中學時，父親習仲勛就曾對他回憶：“毛主席曾跟我說，他自己讀過不下一百遍《共產黨宣言》，說我年輕，要求我好好研讀馬列著作，特別是《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習老囑咐他將來也一定要好好把《資本論》“啃”下來。

　　那天，我們聊了整整一個下午。當年習市長32歲，剛到廈門工作不久；我21歲，剛上廈門大學三年級。

　　采訪組：在以后的交往中，習近平同志在馬克思主義原著的學習方面，對您還有哪些指導和幫助？

　　張宏樑：關于馬克思主義原著的學習方法，習市長曾多次具體指導過我。一次臨近考試時，我對《資本論》中的一些內容理解不透，便專門到他那里請教。記得那天我到得挺早，就在他的宿舍樓梯口邊看書邊等他。他下班回來，看到我很高興，問我“什么事”。我開門見山地說“來請教幾個學習上的問題”，他爽快地說：“好呀，我就喜歡你提學習上的問題。”

　　我提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資本論》的副標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與《共產黨宣言》之間有什么聯系？”他聽后似乎遲疑了一下，說“你小子能問出這個問題，說明還是動腦子學了”。然后，他很認真地說，首先，這里說的批判不是我們以前理解的狹義上的批駁，不是開“批判會”那種“批判”，而是對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人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和邏輯的提高和深化，是批注、評論、判斷。所以，恩格斯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本質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說過，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還沒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運用過，這就使得前幾章讀起來相當困難。為了弄清你前面提的問題，還要認真學習馬克思早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習市長接著說，《共產黨宣言》是個綱，是共產黨人思想和行動上的論點，是共產黨人對人類歷史社會發展規律和趨勢判斷總結得出的結論；而《資本論》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最充實、最充分的觀點表述，可以說是經濟理論上的論據。只有讀懂《資本論》，才能真正理解《共產黨宣言》里的行動立論；同樣，只有讀懂《共產黨宣言》，才能真正理解《資本論》的理論實質。年輕學生讀《資本論》，要從讀《共產黨宣言》入手。論證過程，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革命斗爭和生產實踐的過程。我們學習了論點、論據，更要從自己的社會實踐中體驗具體的理論實踐論證過程。這才是理論指導實踐、實踐孕育理論的過程。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闡述，大有醍醐灌頂之感。我邊聽邊記錄下來，接著問道：“如何盡快讀懂馬克思主義原著，有什么竅門嗎？”

　　“沒有竅門，就是要反復讀，用心讀，要把馬克思主義原著‘厚的讀薄，薄的讀厚’。”習市長回答。

　　我感到有些不解，又追問道：“厚的就是厚的，薄的就是薄的，怎么厚的能讀薄、薄的能讀厚呢？”

　　習市長耐心地笑著對我說：“我也是反復讀了好多遍才慢慢體會到的。”他接著介紹說，一本大部頭的書，像三卷《資本論》這樣的書，拿到手里要先翻讀一下，后通讀，最后再有重點地精讀。這樣反復幾遍，才能越讀越薄。讀薄的過程是由淺入深，由表及里，一步步理解其精神實質、掌握內涵精髓的過程。你看《共產黨宣言》這么一個小冊子，包含這么多真理，只有反復讀才能體會得到啊！要把《共產黨宣言》越讀越厚，每一段每一句都要比照中國歷史文化和實際情況來分析。這種讀厚的過程，就是緊密聯系中國社會具體實踐的體會過程，逐步領會偉大理論外延的過程。

　　習市長接著說，厚的讀薄不容易，不要被大部頭純理論嚇著了而不敢鉆研，不要走馬觀花、斷章取義；薄的讀厚更難，不要認為只是喊喊口號，刷刷標語，做表面文章。可以說，厚的讀薄是理論積淀后的升華過程，而薄的讀厚則更需要大量實踐積累，是還原過程。然后，把這些所學理論用于實踐，指導實踐，這就是推動社會發展的論證過程。說著容易，實際上是一個艱難的跨越。關鍵是主動思考，要思考如何實現本土化、大眾化。這樣的理論才能宣傳群眾、掌握群眾，才能變成群眾的社會實踐，就像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說的，“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

　　習市長看我似乎聽懂了，又接著說，作為一個真正的學習者，要學精，就要掌握“從厚讀到薄，從薄讀到厚”的方法。既要一頭鉆進去，把深刻的內容讀透，能延展開來，又要把精髓提煉出來，還要能講得明白透徹，這就是所謂的深入淺出。《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原著比照著學，多學幾遍，相互印證，這時你就會發現，在“厚的讀薄，薄的讀厚”的過程中，越學原理越清楚，越學信念越堅定。這就是古人說的“書讀百遍，其義自見”。

　　習市長還特別囑咐我，讀馬克思主義原著要重視原著前后的序、跋以及書頁下面和書后附錄的注釋，還有馬克思、恩格斯之間有關《資本論》的通信內容。他說：“你會感覺到他們兩位之間、他們與讀者之間在對話交流。要想深刻研究學習經典原著，絕對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背景，所以你還要把當年的歷史熟悉一下，甚至是寫那一段時間的名著也要看一下。 ”他還親自找出了一本《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送給我，讓我帶回去認真閱讀。前幾天，我無意間又翻到了這本書，雖然紙張已經泛黃，但當年的情景歷歷在目。

　　采訪組：您當時對習近平同志的這些教導都能理解嗎？

　　張宏樑：實際上，我當時對這些教導理解得不夠透徹。記得有一次，我還跟習市長說：“您說的這些內容肯定不考呀……”他當時非常鄭重地對我說：“這你就不懂了，其實這是透徹理解原著內涵的一個特別好的方法，也可以說是‘捷徑’。”

　　習市長從過道書柜里拿出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翻到前幾頁，說：“你看，如何理解‘經濟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原著者初版序》中就明確點到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也是《資本論》研究的目標之一。‘我絕非用玫瑰的顏色來描寫資本家地主的姿態，在此一切個人都被視為經濟范疇之人格化，被視為特殊階級關系與利益之代表。’”他介紹說，這段序里還有一段精彩的文字：“每一種以科學批判為依據的判斷，我都歡迎。以所謂輿論為依據的偏見，卻是我從來不讓步的。關于這種偏見，佛羅倫薩大詩人的格言，便是我的格言：‘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別人說的話。’”他接著又說：“我們不看馬克思親筆寫的序，能很快地理解這些嗎？但丁的這句話也是我非常喜歡的，現在翻譯成：‘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聽起來平白如話，讀起來常悟常新。”

　　習市長又翻了幾頁說，馬克思在法文版序言中還有一段他非常喜歡的話：“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從這些序、跋、附錄和通信內容中，我們能了解到馬克思、恩格斯兩位導師對經濟理論的共同探討、相互砥礪以及對《資本論》學習方法的指教。學習的目的不能只是為了考試，要真的學透弄懂。

　　習市長還說，馬克思顛沛流離幾十年，這些苦難并沒有把他壓倒，他一直在艱難困苦中不斷前行。馬克思十幾歲時就寫下名言：“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的福利而工作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會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這就是馬克思的“自找苦吃”。

　　習市長還叮囑我，讀書有“捷徑”，那就是勤奮；成功沒有捷徑，只能是“自找苦吃”。這就是所謂“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讀書就要做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他說：“廈大有個‘博學樓’，還有個‘篤行樓’，就是提醒你們既要博學，又要篤行，要抓住兩頭，要抓好結合。要想研究得更深入，就要多跑圖書館，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慢慢找。我去過你們廈大圖書館，借了幾次書。那里藏書很多，環境氛圍很好。”

　　那天，他還感慨地說：“你們現在學習條件多好啊！我在梁家河時，能找到的馬克思主義原著只有《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等。這些原著有薄有厚，有新有舊，甚至有的書有前沒后，有的書有后沒前，但我每找到一本原著都如獲至寶，反復閱讀咀嚼，比照推敲，慢慢地就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理論，逐漸樹立了對馬克思主義最初的認知和了解。 ”

　　回到學校，我腦子里反復回想著習市長的這些話。我翻開《資本論》，拿出圓珠筆，把這幾段話重重地標了出來。前些天，我找出了當年作為教材的《資本論》，一下子就深深陷入30多年前的回憶中。習市長親切渾厚的聲音猶響耳畔：“我與你交流讀經典原著的方法，和你們80年代大學生一起探討，也是我進一步思考和學習的過程，也是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過程……”

　　還有一點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習市長在談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時，常常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聯系起來闡述。

　　習市長對我的這些具體指導，使我對專業學習的興趣大大增加，閱讀范圍也擴大了很多，成績穩步提升。

　　采訪組：您剛才談到習近平同志常常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聯系起來闡述，請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張宏樑：習市長對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接續傳承理解得很深。他曾經問我：“人類四大文明中，為什么只有中華文明能夠傳承至今，綿延不絕，生命力如此頑強？”

　　他說，自己也是在陜北黃土地里摸爬滾打了七年，才深刻感悟到我們的黃土地農耕文明為什么這么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歷史的長河中，民族團結的大一統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主流。各民族之間雖有矛盾沖突，但更有融合交流，在沖突和融合中關系越來越緊密，最后形成一個大的中華民族，而不是按民族、宗教各自分家、分派。這與我們學習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是可以產生共振的。

　　他還說，讀史明志，知古鑒今。不讀中國歷史，就不知道中國的偉大；不讀世界歷史，就悟不出中國的特色；不讀馬克思主義原理，就不明白馬克思主義是繼承了人類文化和歷史，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的真理。

　　習市長對中華傳統文化學得很透徹，知之甚深。他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治國安邦、經世濟民都離不開文化，所以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故事。他還經常提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有一次，他就問我：“你能說清楚‘先憂后樂’這句話的出處嗎？”

　　我很自信地回答說：“這回您可問著了。我們1982年高考作文題就是以這句話為題寫議論文，我的得分還挺高呢。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是高中語文要求背誦的課文。”

　　“好呀，那咱倆背一背吧！”當時他特別有興致，最終背了多少句，我已經記不清了，但我肯定沒有背過他，還挨了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背誦到這段時，他放慢節奏，抑揚頓挫，聲音也放開了一些，充滿激情。

　　圍繞憂樂思想，習市長又作了延伸闡述。他說，若是追溯憂樂思想的源頭，那就要說到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里，孟子談到了憂和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憂樂思想是古代士人的人生感悟、家國情懷，翻翻《詩經》和諸子百家典籍，“憂”字隨處可見。“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君子憂道不憂貧”，“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都是說的這個道理。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形成也是一個不斷擴容內涵的歷史過程。

　　除了古詩文，習市長還拿出一本帶綠色塑料封皮的《漢語成語小詞典》來考我，有時還反過來讓我考他。他在下鄉時就已經把整個詞典背熟了，所以我根本考不住他。怪不得他如此博學，原來是一直在“學而知之”“學而時習之”。

　　記得還有一次，我請教習市長，《大學》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怎么理解？他耐心地跟我解釋說，“修齊治平”邏輯性很強，很講步驟和順序。年輕的時候，擺在第一位的是讀書，要苦讀書，讀苦書，就是讀經典，讀原著。小說好讀，但理論原著難讀，不讀幾遍理解不了。讀理論原著就是“修身”。到農村插隊后，他給自己定了一個規矩，先從修身開始，一物不知，深以為恥。“平天下”不是打天下，不是統治天下，而是讓老百姓擺脫貧困，安居樂業、豐衣足食。天下都以你為榜樣去和平發展，用你的理念去協和萬邦，實現大同，這就離“平天下”不遠了。理論積累和實踐經驗，要拿來為老百姓服務，為全人類服務，為全天下服務，就像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要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保爾·柯察金那樣，不要學冬妮婭，只想過自己的舒適生活，那是小布爾喬亞式的生活，是平庸的追求。

　　習市長把當時很火的電視劇《新星》中的李向南，與《紅與黑》中的于連相比較。他問我，你知道這部小說為什么叫《紅與黑》嗎？“紅”代表什么，“黑”代表什么呢？他提醒我不能自認為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就做“學生貴族”“不稼不穡”。在什么年紀就要干好這個年紀該干的事。年輕就要扎扎實實下到基層鍛煉自己，該吃苦就要吃點兒苦，不能耽誤了自己的青春。將來工作了，要先從基層做起，不要把基層當大車店。古人講“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是有道理的。

　　有一次聊天，習市長對我說：“你的名字不錯，宏樑，宏大的棟樑。”我說，父親姓張，我的輩分排到宏，我母親姓梁。母親要把她的姓加到我的名字里，不管生男生女，所以我的名字就叫“張宏樑”了，“棟樑”的“樑”。他聽了笑著說：“我下鄉的梁家河村姓梁的不少，我的前任大隊黨支部書記就姓梁。”他說，自己老家在陜西富平——“富裕太平”，寓意很好，父親給他們兄弟的名字都加了個“平”字，就是要他們不忘家鄉，將來多為家鄉老百姓做事，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天下太平。

　　我當時非常敬佩習市長的是，他十幾歲就下鄉勞動，但酷愛讀書，非常博學，特別善于思考、勤于實踐。這些對我的教育和影響都很大。

　　采訪組：從您的講述中我們了解到，你們在交往的過程中經常談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特別是《資本論》的學習。能否再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張宏樑：是的，正因為第一次見面就對《資本論》有了較多較深的探討，才有了我們后來更密切的交往。

　　一次，習市長讓我聯系學校，他專門抽時間到校，參加了以“《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現實指導意義”為題的小范圍座談，部分青年教師和學生與會。記得他是騎著一輛“武夷”牌自行車來的。

　　當時有一種思潮，認為《資本論》過時了，老師不用教，學生也不用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被邊緣化了。習市長在座談會上的意見都很有針對性。他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他還結合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提出一個觀點，就是“信息也是生產力”。

　　2019年11月，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召開了“習近平同志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師生研討會。我們研習了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間公開發表的《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略論〈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時代意義》三篇重要文章，并就他于2001年在《東南學術》雜志上發表的《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一文進行了深入研讀，真正體會到了習近平同志是怎樣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厚的讀薄，薄的讀厚”，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并充分運用理論指導實踐的。

　　回顧思考30多年前習市長對我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的指導，我深深感到，他的這些觀點與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一脈相承、一以貫之，正是“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

　　采訪組：您剛才談到習近平同志當年騎著一輛“武夷”牌自行車到廈大與師生座談，您對這輛自行車一定印象很深刻吧？

　　張宏樑：當然。他不僅騎著那輛自行車來過廈大，而且他每天上下班也大都是騎著那輛自行車。記得有一次，我跟習市長約好去找他，在宿舍門口等了好久，才遠遠看見他推著自行車走回來。他一見我就說：“等半天了吧？今天開會晚了，自行車又壞了，車閘失靈，下坡的時候剎不住，差點兒撞上人，只能推著回來了。”

　　習市長自嘲說：“我還提議大家騎自行車上下班呢，自己的車子質量都不合格呀！”

　　我笑著說“我去修”，便接過自行車推到修車攤兒。原來是閘皮子磨沒了，于是馬上換了一副新的，還順便幫他檢查了一下自行車的其他部件。

　　回來后，習市長把宿舍鑰匙給了我一把，說他開會多，時間沒準兒，讓我以后到早了就直接進屋，沒事看看書，還可以幫他接接電話。

　　我還坐過一次習市長的自行車呢。那次習市長騎著自行車到我們廈大芙蓉（二）宿舍來給同學們送月餅，和我們一起過中秋。他離開的時候，同學們都依依不舍，要送他到大門口。他說：“你們就別送了，宏樑一個人送就行了。”于是，他用自行車馱著我一直到了廈大的大南校門才下車告別。

　　那段時間，習市長去過幾次我們廈大芙蓉（二）宿舍。他看到很多任課老師到學生宿舍里給學生輔導課程、解答問題，學生沒有問題時，老師還和學生們一起聊天。習市長對王亞南校長留下的這個好傳統非常贊賞，認為對引導學生學習和做人都很有幫助。他還發現我們芙蓉（二）的學生廁所距離宿舍樓比較遠，有一百多米。為此，他還特意了解了一下，原來這是當年陳嘉庚先生為了讓同學們早上起床后去完廁所，回來就能完全清醒，不再想鉆回被窩睡懶覺而特意設計的，以便同學們養成早起鍛煉、學習的習慣。陳嘉庚先生很重視衛生間的設計，他說，用紅磚鋪地面好打理，水一沖就很干凈，既衛生還省水。這些都是文化，都是細節，都要傳承。我在廈大幾年都不知道這些事，打心眼里佩服習市長的認真和細心。

　　采訪組：您當年從廈大數學系轉到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請問您與習近平同志聊過轉系的事嗎？

　　張宏樑：我是1982年被廈門大學數學系錄取的，后來又轉到經濟系，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一次，習市長問我轉系的原因。我回答說，自己原本喜歡文科，小學讀《三國演義》，初中讀《水滸傳》，高中時翻閱過《史記》和《資本論》第一卷，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頗感興趣，但父母都是學理科的，受當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觀念影響，高中上了理科班，又因為仰慕陳景潤，報考了廈大數學系。沒想到讀了不到一個學期，我就發現自己一點兒數學天賦都沒有。我是班長，喜歡為同學服務，但做事偏感性，覺得自己將來很難在數學專業上作出成績，更不可能為社會作出大的貢獻。經過努力，我最終轉到了自己喜歡的政治經濟學專業。

　　聽了我的解釋，習市長說，看來你還是一個有志向、有服務精神的人啊！我的一個忘年交——著名化學家盧嘉錫也是從數學系轉了專業。盧嘉錫和陳景潤一樣，都是很有成就的人，也都是很有信仰的人。你剛才那句話說得挺好，要為社會作貢獻，要為老百姓做事情，這個出發點是對的，也可以說是你的理想。但是，你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打基礎，把基礎理論學懂學透。學懂了才能信服，信服了理想信念才能堅定，才能體現在工作和行動中，知、信、行是一個整體。

　　習市長還說，你學過數學，也學過政治經濟學。數學可以越搞越高深，不能搞雅俗共賞；要搞“曲高和寡”，像陳景潤一樣，全國沒幾個人懂他那個“1+2”的。但是，我們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要越搞越大眾，不僅要搞陽春白雪，更要搞下里巴人，讓老百姓能聽得懂。就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商品到貨幣是一次驚險的跳躍，如果掉下去，那么摔碎的不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從這個角度講，馬克思主義者能不能讓理論掌握群眾，也是一個驚險的跳躍過程。

　　轉到經濟系后，因為對專業感興趣，我學習起來輕松很多，還擔任了廈門大學經濟系團總支副書記，并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采訪組：您跟習近平同志談到過您擔任廈門大學經濟系團總支副書記和入黨的事情嗎？

　　張宏樑：談到過。我們相識那年，我剛從預備黨員轉為正式黨員，還擔任了廈門大學經濟系團總支副書記。我跟習市長匯報后，他高興地說：“好！年輕人就應該要求進步，積極入團入黨，利用一切機會鍛煉自己。”

　　習市長還問我寫了幾次入黨申請書，我說：“寫過一次入黨申請書、兩次思想匯報，還有一次轉正申請。”

　　習市長說：“我曾寫過8份入團申請書，10份入黨申請書，終于在20歲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每提交一次入黨申請書，都要結合農村勞動實踐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談體會、談認識，每次都會對黨章和黨員義務有更深一層的理解認識，這個過程一步一步也不容易。當時我這個‘黑幫子弟’入黨可是頗費周折，比你困難多了，但我充分相信黨，相信黨對我的考驗。”

　　習市長說：“我父親被打成‘反革命’時，我還不到10歲。我不到16歲就下鄉，20歲入黨，22歲才上大學。我是從‘反動學生’‘黑幫子弟’‘可教育子女’，一步一步入團入黨，又很快當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在那個被稱作‘蹉跎歲月’的日子里，我并沒有蹉跎。這個成長過程，我的家庭和老百姓給了我最重要的教育。我的長輩要求我，要往老鄉那里跑，為他們做事，要做講團結和善于團結的人。”

　　談到入黨的過程和經歷，習市長很興奮，也很激動。我認真地聽著，不停點頭，禁不住說：“您真了不起，那么困難的環境，還能如此堅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從年齡上講，您比我還早兩年入黨。”我告訴他，我和女友晨霞曾比著看誰先入黨，結果我比她晚了兩個月。我和她打過賭，誰先入黨將來孩子姓誰的姓。現在我輸了，怎么辦啊？聽到這里，習市長會心地笑了起來。他說，比著誰先入黨這個好，有入黨積極性；孩子姓誰的姓，這個還可以商量嘛。

　　采訪組：除了上面講到的這些往事，您在與習近平同志的交往中，還有哪些特別有意思的故事？

　　張宏樑：那就是習市長多次帶我逛過廈門中山路上的新華書店，非常難忘和有趣。每次他都要買幾本書，除了買經濟類的書外，還會買很多軍事、哲學、歷史類的書。他經常會考我，比如他問我 “《戰爭論》最主要的觀點是什么呀？”“《孫子兵法》第一句是什么？”說實話，當時有的能答上來，大部分還真不懂。回到學校后，我就趕緊跑圖書館找資料，認真讀，再見面時便能說上一長串，這樣才能跟他對話，甚至探討。他還跟我說，只有嘗過泥土的味道，才能讀懂偉大的思想。現在有一個說法叫“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提出來的，當時他對這個觀點還談了自己的想法。

　　印象比較深的是，習市長當時特別喜歡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這套叢書封面是白色的，只印有書名和作者，書脊和封底顏色按專業有所區別，哲學用橘黃色，歷史地理用黃色，政治法律用綠色，經濟用藍色等，色彩斑斕。買回來擺到宿舍，感到心情非常愉悅。直到現在，我對這幾個專業的書還會下意識地用這幾個顏色來區分。當時覺得這套書太多、太貴，很想多買幾本，但又囊中羞澀。我們倆每次逛新華書店的時間都不短，常常一待就是大半天。看的肯定比買的多得多。有幾次，服務員見我們總看不買，還過來用閩南話提醒：“看得差不多就行了，趕緊買啊！”有時我們會硬著頭皮再多看一會兒，有時便會不好意思地趕緊買幾本“收攤兒”回家。

　　有些比較貴的系列叢書，習市長總有點兒舍不得買，一般都是看幾次后才買。但遇到那種特別喜歡、需要反復研讀的書，他會毫不猶豫地買回去，比如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的《美學》，克勞塞維茨著的《戰爭論》，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亞當·斯密的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等。

　　前幾天，我在整理大學時期的物品時，發現了一張廈門新華書店的購書發票，開票時間是1986年3月30日。

　　記得那天是星期日，我來到他的宿舍后，他提議去中山路新華書店看一看。當時，廈門的新華書店已經改為開架式售書，可以在新華書店徜徉很長時間。我選了兩本書，好像有一本是薩繆爾森著、高鴻業翻譯的《經濟學》，習市長也選了幾本書，包括《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共七本書。

　　當時的書價有七八毛的，有一塊多的。習市長掏出十塊錢，說：“你去一塊兒結一下賬，看看夠不夠。”當時十塊錢可是大票啊，我拿著錢跑到柜臺去結賬，一共九塊二。我特意讓收銀員開了張發票，回來后把發票和剩下的八毛錢交給他。他看了一下，也沒伸手接，說：“你還開發票了？書是咱們自己看的，不能跑到公家那兒報銷。你拿著吧，八毛錢你也拿著，坐公交用。”

　　從廈門大學到習市長宿舍有五站地，坐公交要一毛錢，如果坐三站地，再走一段路的話，只需要五分錢。那時，我經常會為少掏五分錢而選擇提前兩站下車。那天回到宿舍后，我把發票夾在了女友晨霞給我發來的生日祝賀電報里。這幾天整理多年未打開的書箱時，無意中發現了這張保存完好的發票。我內心激動不已，眼眶濕潤，感慨萬千，三十五年前的情景浮現在眼前，就像剛剛發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