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新中國成立后是如何走上國際舞臺的？

　　新中國成立時，面臨著復雜的國際局面。實行什么樣的外交政策，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明確的最重要任務之一。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思想。1936年，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1937年10月，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一書在倫敦出版，產生了巨大的反響。中共中央南方局把開展國際交往，擴大國際統一戰線作為工作的特殊使命，以“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的外事工作方針為指導，充分利用公開合法的各種渠道，與各國外交使團和國際友人廣泛接觸，促成和安排美國記者前往延安的破冰之旅，促成美國派出美軍觀察組18人于1944年七八月間前往延安，長駐延安近3年之久。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國共產黨積極開展的不同形式的外事工作，成為一種“準外交”，不僅贏得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的廣泛同情與支持，打破了國民黨的外交壟斷，而且為中國共產黨拓展了國際政治舞臺的活動空間，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

　　1949年2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在西柏坡同斯大林派來的代表米高揚舉行會談，圍繞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問題，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情況、設想和意見。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對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和政策作出了重要決定。毛澤東明確表示要與蘇聯結盟，并到適當時間公開宣布。

　　1949年6—8月，劉少奇率團秘密訪問蘇聯，向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詳細介紹了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與蘇聯商談雙方合作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表明了堅決與蘇聯結盟的態度，確定了外交承認的原則和細節。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宣布：“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各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方面，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蘇聯第一個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2日，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致電周恩來表示：蘇聯政府決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并派遣大使。同日，蘇聯宣布斷絕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系。10月3日，周恩來復電表示熱忱歡迎中蘇兩國正式建交。

　　繼蘇聯之后，其他東歐、亞洲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國家紛紛來電，祝賀中國革命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并表示愿意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中國政府分別復電，表示愿意建交。從10月到翌年1月，新中國先后與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阿爾巴尼亞和越南民主共和國10個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新中國剛成立時毛澤東訪問蘇聯

　　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率隨行人員乘火車離開北京前往蘇聯訪問。這次訪問的目的，一是祝賀斯大林的七十壽辰，二是與蘇聯領導人交換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三是同蘇聯訂立新的條約，四是商談向蘇聯貸款事宜。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點。

　　經過多方努力和磋商，斯大林最后同意簽訂新的條約。有關問題通過新的辦法解決。隨后，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到達莫斯科。中蘇雙方就簽訂新約和協定的問題舉行正式談判。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等文件的簽字儀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行。周恩來和維辛斯基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簽字，斯大林和毛澤東出席簽字儀式。同日，中蘇雙方發表關于兩國締結新的條約與協定的公告，并以中蘇外長互換照會的形式聲明，1945年8月14日蘇聯政府同中國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各項協定均失去效力。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締結，使得中蘇關系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在一定程度上為新生的中國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后來，中蘇關系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演變過程。1979年4月3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1950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年后即告期滿，中國將不同蘇聯繼續延長這一條約的期限。一年后，該條約廢止。

　　在與蘇聯及歐亞10多個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基礎上，在堅持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則下，新中國積極改善、發展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尤其是鄰近的民族獨立國家的關系。到1951年，同印度等4個亞洲民族獨立國家和瑞典等4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建立了外交關系。中國的對外關系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1954年4月，周恩來率團代表中國政府參加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是中國通過大型國際會議爭取和平協商解決重大國際爭端的首次嘗試和運用多邊外交的開端。中國代表在會議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4年，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

　　日內瓦會議的成功，使印度支那戰爭得以停止，不僅亞洲局勢和國際局勢得到緩和，中國南部邊陲的安全也得到保障。中國和老撾、柬埔寨兩個近鄰的關系有了良好開端。中英關系有所突破，兩國宣布互換代辦，實現了“半建交”。中法代表直接商談，為雙方相互了解提供了機會。會議期間，中美兩國代表也就雙方公民回國問題進行了接觸，這是此后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先聲。

　　1955年4月18日，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的獨立大廈開幕，故也稱作萬隆會議。印尼總統蘇加諾以《讓新亞洲和新非洲誕生吧！》為題致開幕詞。由周恩來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會議，中國代表團確定的總方針是：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并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亞非國家的關系創造條件，力求會議取得成功。

　　在前兩天會議的一般性發言中，有些國家的代表當著中國代表的面攻擊共產主義是“獨裁”，是“新殖民主義”，質疑中國對鄰國搞“顛覆”活動。面對會議可能走上歧途的危險，周恩來當即決定將原來準備的發言稿改為書面散發，并作即席補充發言，明確表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亞非國家存在求同的基礎，這就是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經受過的，并且現在仍在受著的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無論是共產黨領導的還是民族主義者領導的亞非國家，都是從殖民主義的統治下獨立起來的，可以相互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完全可以成為我們中間建立友好合作和親善睦鄰關系的基礎。

　　4月23日，周恩來在政治委員會會議上再次發言，提出作為中國代表團議案的7點和平宣言。4月24日下午，在長時間的掌聲和歡呼聲中，大會一致通過了《亞非會議聯合公報》。《公報》吸收了中國代表團的建議，形成了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

　　中國代表團積極開展會外交往，與各國代表團舉行了廣泛的諒解性會晤。亞非會議的成功，標志著亞非國家作為戰后世界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開始登上國際舞臺，也標志著中國打開了與亞非國家廣泛交往的大門。

　　1954年，中國同印度、緬甸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五項原則雖然首先是為處理與亞洲民族獨立國家的關系而提出的，但是在日內瓦會議關于印支問題的談判進入關鍵階段時公之于世，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并迅即引起重大國際反響。萬隆會議通過的處理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申和發展。

　　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日內瓦會議后，曾任英國首相的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印度總理尼赫魯、緬甸總理吳努等相繼訪華。這是第一批訪問中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尼泊爾、埃及、敘利亞、也門、錫蘭、柬埔寨、伊拉克、阿爾及利亞、蘇丹和幾內亞等一批國家相繼與中國建交。中國不僅在同阿拉伯國家的關系方面取得突破，也逐步同撒哈拉以南的一些非洲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中國還突破美國的嚴重阻撓，初步開展了同拉丁美洲國家的民間友好往來。這個以亞非拉新興民族獨立國家為主要對象的第二次建交高潮，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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