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風靡全國，榮獲當年的金雞獎和華表獎。這部電影講述的是，周恩來來到河北省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研究，在四個晝夜里同村民們朝夕相處，發生的一連串感人的故事。

　　1960年11月3日，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中央指示至遲在12月中旬以前把《緊急指示信》傳達到農村中去，使中央的政策直接同群眾見面。周恩來強調指出：“其中要有意識地在同級黨委中找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參加。”然后再召開生產小隊長以上的干部會議，吸收若干社員代表參加。“其中也要有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參加。”

　　針對不斷發展的形勢，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大聲疾呼：“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象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后，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

　　在隨后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又一次強調要搞調查研究。他說：希望今年這一年，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后，毛澤東率先行動，直接領導廣東、湖南、浙江三個調查組的調研工作。1月19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說：在困難面前，我們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應求之于自己。我們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應該下決心摸清情況，摸幾個典型。只有情況明，才能決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還要謙虛謹慎，把情況弄明后再下決心，不能瞎搞。

　　3月13日，毛澤東專門就開展調查研究問題致信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指出：“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生產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

　　3月19日，周恩來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發言說：“要敢于聽取不同意見，敢于和不同意見的人討論問題。調查研究，必須貫徹實事求是精神，各人的認識總是有局限性的，要擺脫局限性、片面性，必須進行比較、綜合、分析。要改正缺點錯誤，必須從深入下層，深入群眾，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入手。”

　　廣州中央工作會議后，中央領導同志陸續帶著《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深入基層，征求意見，開展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來也帶人到河北邯鄲地區搞起了調查研究。

　　關于怎樣開展調查研究，周恩來曾做過詳細闡述。他說：“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事物總存在內在的矛盾，要分別主次；總有幾個側面，要進行解剖。各人所處的環境總有局限性，要從多方面觀察問題；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于綜合。事物總是發展的，有進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進行比較，才能看透。下去調查，要敢于正視困難，解決困難……我們下去調查要堅守毛澤東同志的三條原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組織原則，也是工作原則。智慧是從群眾中來的，但對群眾的意見領導方面還要加工，然后回到群眾中去考驗，在這基礎上再加工。脫離我們的基本階級群眾，就會喪失黨的基礎。尾巴主義，隨著群眾跑，就會放棄黨的領導。目前的毛病，還是我們發號施令太多，走群眾路線太少。”

　　根據周恩來的安排，1961年4月初，總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帶領一個工作組，先期到河北邯鄲地區開展工作，共20天。4月28日午夜，周恩來放下手中的繁重政務，也前往邯鄲親自調查。此后一連3天，他在邯鄲聽取了地委書記龐均、工作組許明和河北省省長劉子厚的匯報。5月2日返回北京處理要務后，3日凌晨又赴邯鄲。

　　這一次，他來到武安縣伯延公社進行深入調查，走訪了幾十戶社員家庭，視察了生產隊的公共食堂，還到公社商店了解商品價格。他走鄉串戶，看見社員家中“除了樹葉、咸菜、野菜以外，就沒有東西了，硬是沒有存糧”，感到十分震驚。

　　在伯延公社的一次座談會上，一個叫張二廷的社員直言不諱地對周恩來說：“這兩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這樣下去兩年，連你也會沒有吃的。”“因為我們當然首先要顧自己，你們征購不到，還不是沒有吃的？”周恩來后來說：“這句話對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動。當時在場的地委干部聽了以后，說這個人是個落后分子。我跟他們解釋：這樣看不對，這個社員說的是真理，一個農民把我們看作他自己的人才會說這樣的話，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座談后周恩來來到張二廷的家，張二廷又向周恩來如實反映了伯延公社遭災情況和公共食堂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并希望周恩來以后還能來伯延。周恩來表示，有機會一定來，如果自己來不了，也一定會派人來。在“文化大革命”前，周恩來每年都派人到伯延去，代他看望這位農民朋友。

　　在伯延調查過程中，周恩來發現社員最擔心多征購糧食和擠掉他們的自留地，便當著地委、縣委、社委負責人的面，保證不收回分掉的自留地、不再以自留地頂口糧指標。 通過認真深入的調查，周恩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況。5月7日他向毛澤東匯報了調查情況，談了四點看法：第一，食堂問題。絕大多數甚至于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愿意回家做飯。目前主要解決如何解散食堂和社員回家后如何做飯的問題。第二，社員不贊成供給制，只贊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的辦法。第三，社員迫切要求恢復高級社時的評工記分辦法。包產到隊、以產定分、包活到組的辦法能夠真正實現多勞多得，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勢在必行。第四，邯鄲專區旱災嚴重，麥收減產。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恢復社員的體力和恢復畜力問題。在此期間，毛澤東還收到其他領導人從各地發來的調查報告，普遍不贊成辦公共食堂，不贊成在分配上實行供給制。

　　當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討論并修改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形成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給制；二是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際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為國民經濟調整開了個好頭。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談了自己的體會。他說：廬山會議以來，由于我們缺乏分析，而把反右傾和工作上的問題混淆起來，更重要的是沒有實事求是，所以盡管想搞好一點，結果卻是適得其反。在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勞動關系上的命令主義，上層建筑上的規章制度一般化、簡單化，認識上的主觀片面性，作風上的“五風”問題，有些問題在理論上也說不通。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問題呢？周恩來說：“那時，就是有點革命，不能深思熟慮，不能冷靜下來。”“欲速則不達，跌了大跤。”劉少奇在一旁插話說：“看來，搞社會主義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勁不行，還要適應客觀規律。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

　　周恩來主持的邯鄲調查和其他領導人主持的調查研究，促使中央逐步糾正了前一階段一些錯誤的判斷和決定，制定出一些符合實際情況的政策，從而為貫徹執行國民經濟調整的方針，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創造了重要條件。中央領導同志帶頭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不僅使黨的決策更加貼近實際，而且對推動全黨調查研究之風的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指出：“要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推動黨中央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在基層落地生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拜人民為師，向人民學習，放下架子、撲下身子，接地氣、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開展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抓住老百姓最急最憂最怨的問題，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實情、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以身作則，推動各級干部動起來、深下去，使調查研究在全黨蔚然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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