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日戰(zhàn)爭中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對習仲勛的鑒定中有這樣一句評語：“黨的寶貴的群眾領袖”。由此可以看出，習仲勛一生最為鮮明的特點，就是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休戚與共，調查研究，實事求是。

　　走出“衙門”，深入實際，“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這一方面”

　　習仲勛曾經講，共產黨和人民政權，是替老百姓服務的，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實實把屁股放老百姓這一方面，坐的端端的。這是調查研究的根本立場；要做好調查研究就必須走出“衙門”，深入群眾，深入實際，通過人民群眾找到最恰當、最真實、最正確的辦法。

　　1943年春，習仲勛奉調占陜甘寧邊區(qū)人口1/3的綏德地區(qū)擔任地委書記。他到任后，即通過走訪調查，座談討論，廣泛聽取廣大干部群眾包括地方士紳在內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意見，很快對這一地區(qū)的歷史和現(xiàn)實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對抗戰(zhàn)以來當?shù)靥厥獾膹碗s政治狀況與斗爭形勢做到了心中有數(shù)。根據(jù)黨中央指示和面臨的實際情況，他提出：深入調查研究，擴大黨的宣傳，用黨的宗旨、方針、政策教育干部群眾，處理好地方干部和軍隊干部、當?shù)馗刹亢屯鈦砀刹俊⒐まr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之間的關系，彼此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共同進步。對于留在人民政權和學校中的舊職員，也要注意發(fā)揮他們的積極性，做好教育轉化工作，使他們更好地為人民群眾和社會事業(yè)服務。

　　1942年12月，毛澤東發(fā)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提出了發(fā)展生產是邊區(qū)最中心的任務和“發(fā)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為了使發(fā)展生產這一中心工作迅速開展，習仲勛要求機關干部不僅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而且要深入農村，推動大生產運動。他同時決定帶領調查組，到郝家橋村進行一個月的蹲點調查，以便取得經驗，指導全區(qū)工作。

　　習仲勛帶領工作組通過一個月的蹲點調查，座談訪問，個別指導，總結經驗，幫助群眾改革完善農業(yè)生產措施，理順了土地租佃關系，制定了扶持貧困農民、教育落后分子、改造二流子的措施，提出了組織群眾移民南下，實行變工互助、精耕細作意見。地委根據(jù)調查組在郝家橋總結取得的經驗，討論通過了綏德地區(qū)生產計劃和移民工作方案，一時間在綏德以至全陜甘寧邊區(qū)對提倡自力更生、勞動光榮和發(fā)展生產、減租減息、厲行節(jié)約、渡過難關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至當年年底，糧食生產取得了較好收成，基本解決了全區(qū)52萬人口吃飯問題。

　　發(fā)現(xiàn)典型，學習先進，甘當群眾的小學生

　　習仲勛曾經講，我們的工作人員，既然是為老百姓服務的，就應該站老百姓中間，萬不能站老百姓頭上。如果我們“板起面孔，擺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個‘官’，是個‘老爺’，那就很糟糕”。他認為，群眾中蘊藏著很大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有許多典型模范人物。要做好工作，就要當好小學生。這不僅是個作風問題，還是對群眾的感情問題。

　　習仲勛在郝家橋調查時了解到，該村40歲出頭的劉玉厚，通過辛勤勞動，帶動了全村農民精耕細作，變工互助，合理安排生產，使這個佃戶村糧食產量和農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習仲勛即約請劉玉厚到自己住的窯洞詳細敘談。他一見面就緊握劉玉厚的手拉起了家常，詳細詢問劉玉厚當年的生產計劃。習仲勛聽著劉玉厚的生產計劃，內心感到十分高興和欣慰。他認為劉玉厚勤勞、忠誠、廉潔、奉公，全家親密和睦，全村團結一致，發(fā)展了生產，支援了抗戰(zhàn)，改善了生活。經過地委研究決定，授予劉玉厚模范黨員、勞動英雄稱號，在全區(qū)范圍內開展“村村學習郝家橋，人人學習劉玉厚”活動。習仲勛和專員袁任遠等領導共同署名將刻有“農村楷模”的牌匾獎給郝家橋村。

　　真切關心群眾疾苦，及時排解群眾的實際困難，是習仲勛調查研究的一貫作風。一次調查中發(fā)現(xiàn)，當?shù)蒯t(yī)療衛(wèi)生情況差，群眾中膿瘡、頭癬、紅眼等傳染病流行較廣。習仲勛便派人從地委領來來蘇、碘酒、紅丹和眼藥，調查組同志親自為群眾擦洗瘡口、滴眼藥水，幫助孩子們洗澡、理發(fā)，進行講究衛(wèi)生的宣傳。

　　只有做好調查研究，才敢于實事求是

　　習仲勛在長期工作實踐中體會到，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堅持調查研究作風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做好調查研究是實現(xiàn)實事的前提條件和有效途徑，是各級機關和領導干部想問題，做判斷，定政策，辦事情的基本遵循。他常說，調查研究是做領導工作的看家本領，也是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力量所在。

　　1947年冬，在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和《中國土地法大綱》過程中，陜甘寧邊區(qū)土地改革中“左”的思潮一度蔓延滋長。習仲勛在黨中央、毛澤東的領導下，與西北局其他領導分別到邊區(qū)廣大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提出了土改要區(qū)別老區(qū)、半老區(qū)和新區(qū)確定方針政策，正確引導，有序進行。他先后在1948年初一個月之內三次致信毛澤東，提出堅決防“左”糾偏建議。

　　1月4日，即楊家溝會議結束后的第七天，習仲勛致信西北局并轉中共中央，就檢查綏屬各縣土改中的問題作了報告。報告內容包括5個方面：（一）毛澤東《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zhèn)鬟_后，獲得了黨內外熱烈擁護。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軌道。（二）蘇維埃時期的老區(qū)，有許多問題與抗戰(zhàn)時期情況是不同的。在老區(qū)發(fā)動群眾運動，要堅決反對“左傾形式主義”。（三）在群眾發(fā)動起來的地方，一般的都是過“左”。這種“左”的情緒，不是群眾原來就有的，而是干部帶去的。（四）在選貧農團、農會領導土改的成員中，要由能代表多數(shù)群眾利益，并為全村、全鄉(xiāng)群眾所擁護的人來擔任，工作團不能包辦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義。（五）許多地方是搞群眾自發(fā)運動，這種為數(shù)不多的、盲目的、而為各種動機不純分子所鼓動起來的群眾斗爭，如果任其發(fā)展下去，必將造成許多脫離群眾的惡果。

　　毛澤東看到習仲勛這封頗具真知灼見的信后，即于1月9日給西北局及賀龍、習仲勛回電，表示，“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qū)及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qū)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

　　14日晚，習仲勛經過近半月調查研究后回到義合鎮(zhèn)薛家渠駐地。19日，習仲勛再次致電毛澤東。他不無憂慮地提到“左”的影響和潛伏的不良情緒，邊區(qū)土改強調“貧雇農路線”，反對“中農路線”，導致少數(shù)不是真正的基本群眾起來，弄得農村人心不安，關系極度緊張。習仲勛的這份報告產生于他半個月的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之后，是在占有大量翔實可靠的事實根據(jù)的基礎上，加上對各類材料、數(shù)據(jù)的分析研究、歸納梳理精心寫成的。

　　毛澤東在接到報告后第二天，即20日復電習仲勛：（1）19日來信完全同意。（2）望堅決糾正“左”的偏向。（3）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而誤認為不要動。同日，毛澤東又將習仲勛的電報轉發(fā)全國各解放區(qū)，并特別批示：“完全同意習仲勛同志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qū)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凡犯有‘左’的錯誤的地方，只要領導機關處理得法，幾個星期即可糾正過來，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糾正。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而誤解為不動。”

　　2月6日，毛澤東致電習仲勛等人，就在老解放區(qū)半老解放區(qū)及新解放區(qū)實行土地法的內容、步驟及農會的組織形式應有所不同等問題征求意見。電文最后寫道：“以上各點究應如何才算適宜，請井泉、仲勛于數(shù)日內電告，同時亦請一波電告自己的意見。”

　　習仲勛經過深思熟慮，于2月8日復電毛澤東，對三類不同地區(qū)的概念作了界定后建議：由于陜甘寧邊區(qū)中農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會動搖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信心，挫傷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區(qū)不能搞貧農團領導一切，因為貧農團內有由于地壞、地遠、人口多而致貧的，有遇災禍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務正業(yè)（吃喝嫖賭）而變壞變窮的。這種貧農團一旦組織起來，就必然向中農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來；要把發(fā)揚民主與土改生產相結合，反對干部強迫命令的作風；解決中農負擔過重的問題，“這一傾向，十分危險，有壓倒中農、破壞農村經濟繁榮之勢”。

　　毛澤東親筆修改校訂了習仲勛發(fā)來的電報稿，并批示：轉發(fā)晉綏、中工委、邯鄲局、華東局、華東工委、東北局。

　　習仲勛在領導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調查研究，從邊區(qū)實際出發(fā)，總結和推廣典型經驗指導全面工作，促進了生產發(fā)展。在全國解放戰(zhàn)爭正在進行之時，習仲勛提出的關于新老區(qū)土改的諸多思想觀點、工作建議，不僅在當時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的贊賞和采納，以至在新中國成立后進行的全國大規(guī)模土地改革中，也發(fā)揮了很好的借鑒和指導作用。這些都表現(xiàn)出習仲勛的務實精神和遠見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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