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依法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必須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推進金融安全網建設，持續強化金融風險防控能力。

　　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導，回顧國際國內金融治理的歷史，總結近些年來我們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實踐，可以將以下幾個要素歸納為現代金融監管的基本內涵。

　　宏觀審慎管理。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風險，避免全局性金融危機，是金融治理的首要任務。我國宏觀審慎的政策理念源遠流長，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了政府對商品貨幣流通的監督和調控，西漢的“均輸平準”已經成為促進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的制度安排。現代市場經濟中，貨幣超發、過度舉債、房地產泡沫化、金融產品復雜化、國際收支失衡等問題引發的金融危機反復發生，但是很少有國家能夠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從“逆周期、防傳染”的視角，重新檢視和強化金融監管安排，完善分析框架和監管工具。有效的信息共享、充分的政策協調至關重要，但是決策層對重大風險保持高度警惕、執行層能夠迅速反應更為重要。

　　微觀審慎監管。中華傳統商業文化就特別強調穩健經營，“將本求利”是古代錢莊票號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事準則，實質就是重視資本金約束。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和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就是在資本金約束規則的基礎上，逐步推動形成銀行業和保險業今天的監管規則體系。資本標準、政府監管、市場約束，被稱為微觀審慎監管的“三大支柱”。許多廣泛應用于微觀審慎監管的工具，如撥備制度等，也具有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功能。

　　保護消費權益。金融交易中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普通居民很難擁有豐富的金融知識，而且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往往也不完全了解金融產品所包含的風險。這就導致金融消費相較于其他方面的消費，當事人常常會遭受更大的利益損失。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金融消費者保護受到空前重視。世界銀行推出39條良好實踐標準，部分國家對金融監管框架進行重大調整。我國“一行兩會”內部均已設立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部門，從強化金融知識宣傳、規范金融機構行為、完善監督管理規則、及時懲處違法違規現象等方面，初步建立起行為監管框架。

　　打擊金融犯罪。金融犯罪活動隱蔽性強、危害性大，同時專業性、技術性較為復雜。許多國家設有專門的金融犯罪調查機構，部分國家賦予金融監管部門一定的犯罪偵查職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和一些國家的金融監管機構，均將與執法部門合作作為原則性要求加以明確。我國也探索形成了一些良好實踐經驗。比如，公安部證券犯罪偵查局派駐證監會聯合辦公，銀保監會承擔全國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牽頭職責，部分城市探索成立專門的金融法院或金融法庭。但是，如何更有效地打擊金融犯罪，仍然是政府機構設置方面的重要議題。

　　維護市場穩定。金融發展離不開金融創新，但要認真對待其中的風險。過于復雜的交易結構和產品設計，容易異化為金融自我實現、自我循環和自我膨脹。能源、糧食、互聯網和大數據等特定行業、特定領域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集中了大量金融資源，需要防止其杠桿過高、泡沫累積最終演化為較大金融風險。金融市場是經濟社會運行的集中映射，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各種事件都可能影響市場情緒，更加容易出現“大起大落”異常震蕩。管理部門要加強風險源頭管控，切實規范金融秩序，及時穩定市場預期，防止風險交叉傳染、擴散蔓延。

　　處置問題機構。及早把“爛蘋果”撿出去，對于建設穩健高效的風險處置體系至關重要。一是“生前遺囑”。金融機構必須制定并定期修訂翔實可行的恢復和處置計劃，確保出現問題得到有序處置。二是“自救安排”。落實機構及其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和最終受益人的主體責任，全面做實資本工具吸收損失機制。自救失敗的問題機構必須依法重整或破產關閉。三是“注入基金”。必要時運用存款保險等行業保障基金和金融穩定保障基金，防止擠提、退保事件和單體風險引發系統性區域性風險。四是“及時止損”。為最大限度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必須以成本最小為原則，讓經營失敗金融企業退出市場。五是“應急準備”。堅持底線思維、極限思維，制定處置系統性危機的預案。六是“快速啟動”。有些金融機構風險的爆發具有突然性，形勢惡化如同火警，啟動處置機制必須有特殊授權安排。

（摘自《黨的二十大報告輔導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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