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全國“楓橋式工作法”入選單位代表，向他們表示誠摯問候和熱烈祝賀，勉勵他們再接再厲，堅持和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為推進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今年是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60周年，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20周年。60年來，“楓橋經驗”為什么能夠歷久彌新？新時代“楓橋經驗”有哪些突出的特點？今天我們就去“楓橋經驗”的發源地浙江省紹興市探尋答案。

　　在浙江省紹興諸暨市楓橋鎮，每天來參觀楓橋經驗陳列館的觀眾絡繹不絕。“楓橋經驗”是指上世紀60年代初，諸暨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的“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基層社會治理經驗。從此，“楓橋經驗”成為全國政法綜治戰線的一面旗幟。

　　2003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指示，要充分珍惜“楓橋經驗”，大力推廣“楓橋經驗”，不斷創新“楓橋經驗”。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60年來，“楓橋經驗”在實踐中不斷豐富、持續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了特色鮮明的新時代“楓橋經驗”。

　　浙江省紹興市委常委、諸暨市委書記沈志江：“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內涵，我的理解是在黨的領導下，通過關心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解決群眾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新時代“楓橋經驗”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牢牢抓住基層基礎，最大限度把矛盾風險防范化解在基層。這幾年，諸暨從建立健全長效機制著手，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推進基層社會治理規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諸暨建起了市鎮村三級社會治理中心，群眾有了矛盾糾紛，“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地”，就能得到調解。

　　在楓橋鎮社會治理中心，綜合受理前臺實行矛盾糾紛和問題一站式受理。這里整合了較強的矛盾糾紛調解力量，包括多個專業調解組織、公檢法專門力量、律師、鄉賢和社會組織。這里還配備了一支24小時值班的非警務民情110隊伍，可以隨時出動，到現場處置矛盾糾紛。

　　杜黃新村網格員上報的土地糾紛事件，是村里之前沒有調解成功的糾紛。發生矛盾糾紛的兩位村民這天又在自留田里發生激烈爭吵。民情110專業力量接報后立即到達現場，了解記錄了案情。多年來，村民阮某和陳某的自留地一直挨著，以前阮某的自留地一直交給別人耕種，今年準備自己來種，發現原來寬4米的自留地只剩下2米寬，認為陳某侵占了她的自留地。雙方爭執不下，村干部決定請雙方到村社會治理服務中心的共享法庭去調解。

　　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杜黃新村黨委書記、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王海軍：“村里一般的調解村兩委會以及村調委基本上就地解決，因為‘楓橋經驗’矛盾不出村，所以我們一般在村里面解決。但是涉及到法律法規一塊或者有些老百姓在‘心結’上面解不開，我們就動用共享法庭。”

　　在杜黃新村共享法庭，調解員拿出了村里老的自留地劃分底冊，證明了村民陳某的自留地只有7米多寬，的確多占了村民阮某2米寬自留地。為了讓陳某心服口服，調解員現場聯系法官通過視頻普法。經過法官的普法教育，村民陳某同意接受調解，歸還多占的自留地，向阮某道歉。

　　杜黃新村共享法庭是三年前建設的，遇到疑難矛盾糾紛，通過一根網線就可以視頻聯席法官。為了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基層治理的引導和疏導端用力，諸暨市在每個村都建有共享法庭，共享法庭實行“1+5+N”工作機制，除了庭務主任、聯席法官，共享法庭還配備了聯席民警、人民調解員、聯席律師和婦女干部。目前，諸暨市共建有545家共享法庭，2022年共享法庭聯席法官總計參與指導調解4700多次。

　　浙江省諸暨市人民法院楓橋人民法庭庭長杜敏麗：“把后端力量移到了前端，把更多矛盾糾紛預防在源頭、消滅在前端，后面的訴訟相當于案件量也慢慢減少。”

　　在諸暨市，超過90%的基層矛盾糾紛都在村和鎮社會治理中心得到化解，只有10%的矛盾糾紛需要分流到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去化解。這些矛盾糾紛往往是各類“疑難雜癥”或者是跨部門、跨區域的疑難糾紛。諸暨市級社會治理中心就像一個制度化、標準化、規范化的“矛盾糾紛綜合醫院”，通過一個窗口掛號，就能前往對癥的門診“看病”。

　　浙江省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副主任陳挺：“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總共吸納整合了14個專業調委會，在一樓‘分診’以后，各個調委會相當于各個‘診室’，像我們這里的物業糾紛調委會、建筑業糾紛調委會、道路交通事故糾紛調委會，相應的調解組織都是專業性、業務性比較強的一些類型化的案件放到這里來開展具體調解。”

　　在道路交通事故糾紛調委會，記者見到正在接受調解的市民章先生。他的父親今年7月駕駛摩托車與一輛小轎車發生碰撞，導致受傷住院。小轎車司機負主要責任，章先生與保險公司因為賠償費發生了矛盾糾紛。

　　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道路交通事故糾紛調委會調解員應琳媛：“一開始的時候，保險公司給他們算的價格是醫藥費、誤工費一共15200塊錢，傷者方認為差距實在是有點大，他們希望值是22000塊。”

　　經過調解員與保險公司反復溝通，最后賠償金定為18000元。調解協議達成后，調解員馬上幫章先生申請了司法確認，讓調解協議獲得法院強制執行力。法院的訴訟服務中心也入駐社會治理中心，和調解組織在同一層辦公。

　　在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記者還見到一位貴州來的務工人員，通過調解，拿回了拖欠的工資。

　　外地務工人員李正洪：“我們給老板加工服裝，她欠我們工資五六年了，差了五六萬，我們也沒辦法，找到社會調解中心，這里工作人員挺好的，給我們把事情搞得很圓滿，錢也拿到了。”

　　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處理矛盾糾紛，實行的是“一窗受理、調解優先、訴訟斷后”的工作機制。疑難復雜矛盾糾紛一次調解不成，還可以流轉到天平調解工作室進行訴前調解。天平調解工作室匯聚了20多名退休的法官、檢察官，調解經驗豐富。

　　浙江省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副主任陳挺：“如果通過二次調解層層分流，還有一部分案件沒有辦法得到化解的話，這些‘疑難雜癥’用我們的比喻來說就要最后動‘手術’了，這些‘疑難雜癥’我們再流轉到訴訟服務中心，到法院的立案窗口訴訟受理立案。”

　　諸暨市三級社會治理中心運行以來，效果明顯。2022年，全市矛盾糾紛化解率提升了25%，今年1至9月份又提升了20%左右。同時，基層治理各方面的數據都匯總到社會治理中心，在數字化技術支撐下，對矛盾糾紛的預警能力也在提升。

　　以諸暨市為示范，目前紹興市各區縣都逐步建立起三級社會治理中心，整合相關解紛平臺和力量，不斷織密矛盾糾紛化解體系，不斷提升基層社會治理能力。互聯網時代，矛盾和意見在線下也在線上。紹興市還積極開發建設“浙里興村治社”“數智楓橋”等應用，利用數字化技術賦能基層社會治理。

　　浙江省紹興市委政法委委員、政治部主任俞超：“我們今年新建‘數智楓橋’綜合集成應用，這個平臺是在浙江解紛碼和浙江基層智治綜合應用的基礎上做的一個創新集成，匯聚了全市35個部門和60類矛盾糾紛社會治理的相關數據，應用建成以后，我們可以實現對全市矛盾糾紛的精準掌控、精準分類和預警分析。”

　　浙江省紹興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王濤：“下一步，我們將堅定不移沿著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基層社會治理的道路奮勇前進，強化‘群眾唱主角、干部來引導、德法加智治、有事當地了’，推進新時代‘楓橋經驗’走深走實，在推動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創造更多經驗。”

　　治國安邦，重在基層。“楓橋經驗”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如今已經成為“中國之治”的一張重要名片。從遼寧沈陽牡丹社區的“三零”工作法，到福建明溪縣“僑鄉楓橋”解紛工作法；從舟山的海上“楓橋經驗”到寧夏打造“塞上楓橋”……把新時代“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緊緊依靠群眾探索創新，我們才能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為現實，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創造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

（整理自2023年11月6日《焦點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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